从易

我上初中那会儿，我妈三不五时给我买几本外国名人励志小故事，希望能够给我正向的激励。

起初，我读得特别认真，还在笔记本上做摘录，想把它们当成作文素材。渐渐地，我发现这些读物有很多破绽。

这些书往往装帧劣质，里头还有错别字，很像是廉价的盗版书。而且，不同的书经常相互矛盾。在这本书里，励志故事的主人公是爱迪生，在另一本书里，大同小异的故事，主人公就成了爱因斯坦。

迷信名人励志小故事，大概是我这代人共同的童年經历。后来在网上经常被提及的一个例子是，小学课本里曾有篇课文，叫《爱迪生救妈妈》。说的是，爱迪生7岁那年，妈妈得了阑尾炎，来不及上医院，家里灯光又昏暗，爱迪生就想出了用镜子聚光的办法，让妈妈成功做了手术。

这篇文章的硬伤在于，一般认为世界上第一例阑尾炎手术发生在1886年，而爱迪生7岁时是1854年。按照课文的说法，爱迪生凭借一己之力，硬生生把阑尾炎手术时间给超前了30多年。

有人求证后发现，这篇文章的创意源头，来自于1940年代的电影《小汤姆爱迪生》。这个外国故事经过几番辗转、以讹传讹后，就成了教材上的版本。最新版的教材，已经删除了这篇文章。

除了爱迪生，我们小时候耳熟能详的华盛顿砍樱桃树、达芬奇画鸡蛋等故事，都有很大的杜撰成分。

而最近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是，不少80后、90后成长过程中，几乎都听过瑞士著名乐团——班得瑞乐团的音乐。在很多人的认知里，这个乐团“来自瑞士一尘不染的音符”“创作时只在山林中采集自然之声”。

但真相是，这个“乐团”的音乐，是一个德国人组织了十余位德国音乐人为冥想主题所做的曲目合集，偶尔也买了一些知名曲目的版权，进行翻奏。

说白了，曾长期颇负盛名的“班得瑞乐团”，根本不存在。有人会说，求证这些故事、事物的真实性，重要吗？我们读爱迪生的故事，是想学习他勤于钻研、善于动脑筋的精神;读华盛顿砍樱桃树，是希望孩子有诚实的品质;迷恋班得瑞的音乐，是希望我们的创作者也能生产出这种“洗涤灵魂”的音乐。

我不否认，班得瑞的音乐的确好听，但我还得要说，求真精神，很重要！知其然，也得知其所以然。如果我们追求的“善”和“美”，连“真”的基础都不牢靠，又怎么会有坚实的说服力呢？

何况，这些现象不约而同地揭示了一个长久的迷思：我们更倾向于相信、追随那些来自国外的“传说”，无论是一个名人，还是一个乐队。

这种来自远方的人、事、物，本身就更具迷惑性，不好证伪，哪怕传播者和接收者的初衷是好的，但这种迷信也可能过犹不及，导向妄自菲薄，产生“外国的月亮就是比较圆”的自卑与片面心理。

就好像，一说“班得瑞”，就要痛批国内的乐坛急功急利;一说夏令营，就要把日本拿出来当榜样，把我们的小孩和教育批一顿。

说到底，多些较劲求真的精神和追寻真相的勇气，往小了说可以让个人保持清醒，不容易上当受骗;往大了说，关系到我们民族和社会的独立意识和自信。我们都需要这种成长。

文本解读

角度一：较劲求真的精神，追寻真相的勇气。

大数据时代，资讯泛滥成灾。在求知问道的征程中，每个人都应有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勇气，即使面对柏拉图也敢于提出质疑，做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面对一些能引发情感共鸣的资料时，我们习惯海量引用，在缺乏专业常识的情况下，这种引用与传播往往加剧了三人成虎的速度，让假逐渐变成了真。正因如此，各行各业面对讯息的不断涌入，更应多方考证，发扬求真精神。

角度二：文化自信，民族独立意识。

中国拥有浩如烟海的文字文献经典，中华文化的精神观念、社会文明都熔铸在这些传世文字文献中，浩瀚的文献成为中华文明的标志，让我们拥有强大的历史根脉力量。如何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文化发展的重要课题，也是树立文化自信的关键。

运用示例

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很多经典少儿故事里都蕴藏着家国情怀与人文内涵，这些东西在潜移默化之中，会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是孩子们在早期接触这样的精神财富时，更应该获得最准确和精华的内容。如果从一开始就埋下了谬误的种子，这对孩子将来的知识学习与精神成长恐怕没什么好处。不论是书籍的编撰者还是家长，都应从此事中获得一些启示。——西蒙，红星新闻

（编辑：王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