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宏达

中国人物画最后一个高峰出现在宋代，之后一直成衰落之势，然近一百年间，中国学院派的兴起给凋敝的人物画注入新的活力，乃至又现新的荣光。其中分为南北两座高峰，北方为“徐蒋”体系，代表人物以中央美院为核心的徐悲鸿、蒋兆和等艺术家，他们用西方写实绘画来改造中国人物画，引领了水墨人物画写实创新的潮流；南方以浙江美院的“浙派五老”为核心的有西画基础的人物画家，他们在潘天寿及一批传统中国画家的观念与技法指导下，融合中西绘画，达到了改良中国人物画的作用，产生了划时代的巨大影响，其中最佼佼者为方增先先生。

《说红书》是方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创作于1964年，作品约六尺整纸，画面上展示了十个人物，形象、动态、年龄各异，典型的工农兵题材，有浓郁的时代气息。此作讲述了农闲时的田间地头，一个小伙子正用形象的肢体语言，连说带比划的为村民们宣讲“红书”（革命斗争故事）的内容。这幅作品有着鲜明的“浙派”特点，通过对它的分析也就深刻地了解了“浙派”人物画。首先，立意上着眼于革命现实主义，重视社会实践，表现广大劳动人民的淳朴形象，有着强烈的时代气息。其次，造型上通过传统中国画笔墨语言来表达准确的由西画改良过的写实形象。这里谈到造型的改良，主要是针对传统中国人物画缺乏对人物解剖结构的理解，造型停留于皮、毛，难及肉、骨，往往呈现类型化的人物。为此，浙派人物画的造型基础源自伯列曼的艺术解剖（用体块来分析人体及运动），加之强化用线、弱化光影的“结构素描”，形成了独特的浙派造型体系，完全分别于传统人物画师徒相承的粉本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