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疫情冲击下我国粮食安全的危机与转机

2021-01-13李浪徐菲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 2021年8期

李浪徐菲

摘要：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多个粮食出口国采取保护性出口禁令，给全球粮食供应链带来冲击，全球濒临近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面对如此态势，粮食安全已然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共同关注的头等大事。在全球粮食供需不平衡状况日益突出的严峻形势下，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粮食进口国，面临粮食进口与供应不足、国际粮油组织加速抢占国内市场、粮食市场受国内外投机资本炒作的危机。危机中孕育转机，我国粮农组织可借助全球粮食供应链深度调整的时机，挖掘潜力，增强国际粮食市场控制力，促进多元化进口格局形成，提升中国国际粮食安全治理话语权，切实推动国际粮食市场形成更加公平互惠的新秩序，构建人类粮食安全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疫情；粮食；粮食安全；粮食安全共同体

基金项目：2019年成都理工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项目“‘一带一路南亚国家环境风险的评估及绿色治理对策研究”（ST2019- YB004）；2020年成都理工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化兼论疫情防控”（X GZ2020- YB001）；成都理工大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项目“成都理工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YJ2020- JD002）

粮食和粮食安全是关乎社会持续稳定、国家健康发展和人类基本生存的底线问题。2020年4月21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球粮食危机报告》（Global Report on Food Crisis）中表示，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底全球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人数将增至2.65亿，比2019年的1.35亿增加近一倍[1]。可见粮食安全问题作为此次全球疫情冲击导致的重大衍生风险之一，给人类生存带来严峻考验。近年来人类从摆脱“饥荒”状态到寻求“粮食安全”，对粮食安全的内涵进行多次界定和完善。

197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粮食安全从根本上讲是人类目前的一种基本生活权利，即“应该保证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得到未来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2]定义从供给角度对粮食安全进行界定，揭示粮食安全的目标，强调获取足够粮食是人类基本生活权利。1983年4月，联合国粮农组织修订之前定义，认为“粮食安全是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3] 1996年11月第二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又进一步对粮食安全内涵做了新表述，对粮食质量也提出新要求：“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求及食物爱好时，才实现了粮食安全。”[4]2001年，再次正式确认：“粮食安全是指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经济和社会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饮食需求和食物喜好。”[5]相较以往的粮食安全概念，这一次更加强调粮食安全的社会功能保障性需求，被世界各国普遍使用，得到国际社会公认。从国际粮食安全概念变化可以看出，粮食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发展、与时俱进，与各个时期国际粮食安全的情况变化密切相关。粮食安全是一个静态概念与动态过程统一和具有普遍性的重要问题。

新时代粮食安全内涵不断丰富完善，全球性特征日益明显，全球粮食安全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较好解决。全球疫情冲击下，面对不稳定不平衡的国内外环境，我国粮食安全危机与转机并存：一方面要应对保护主义抬头导致的粮食供应链受阻危机、破解粮食进口源高度集中、长期受制于人的困局，遏制国际粮油巨头乘机扩张国内市場势头；另一方面抓住“疫后格局”形成期的宝贵机遇，通过政策利好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建立多元供应链，抓住双循环主动参与国际市场，掌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构建粮食安全命运共同体，探索适合中国的粮食安全道路。

一、中国粮食安全现状及要求

（一）中国粮食安全现状

1.供需结构不断调整，粮食安全有所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显示，经过七十年艰苦奋斗，我国依靠自身力量基本实现粮食自给，取得举世瞩目巨大成就。一是中国粮食基本实现自我供给，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国际标准线。2020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80公斤左右，高于国际规定人均400公斤粮食安全的标准线；与此同时，中国谷物人均占有量也同样高于国际标准线。2018年谷物产量6.1亿吨，比1996年增加了1.6亿吨，自给率超过95%，占粮食总产量90%以上。二是中国居民营养状况明显改善，居民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原因在于中国强大粮食生产力为国民消费提供了更多消费选择，同时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人们对大米、小麦等口粮性食物消费逐渐下降。另外由于肉、禽、蛋、奶等动物性食物的消费增长显著，从而带动玉米、大豆等饲用谷物需求量快速增长[6]。三是中国粮食储备能力增强，粮食危机应急体系逐渐完善。自2000年实行粮食储备改革以来，中国逐步形成政府储备、政策性库存和企业商业库存三大类粮食库存。至2018年中国已建成9.1亿吨总仓容量的粮食仓容，其中主要以中央和地方的政府性储备粮作为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从战略高度和全局层面保障我国粮食供给。此外，为预防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事件，国家在大中城市以及全国价格易波动地区，建立配套措施完善的、可应急供应10- 15天的粮食储备系统。中国粮食安全立足当前，指向未来。正如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张务锋所言：“我国用占全球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养活了近20%的人口，实现了从饥饿到温饱再到小康的历史性巨变，既保障了中国自身粮食安全，又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当前中国粮食安全形势处于中国最好时期。”[7]

2.中国粮食总产量不断增加，农用耕地却持续减少。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12000亿斤大关，2015年突破13000亿斤，粮食产量再上新台阶；201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13158亿斤，年均增长2.6%，比1949年增长了4.8倍；202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13390亿斤，比2019年增加113亿斤，增长0.9%，创历史最高水平。粮食总产量不断上升的同时，我国耕地面积却在不断减少。我国粮食耕地从2016年开始，播种面积就在不断减少，平均每年减少76万公顷左右。截至2019年，全年的粮食种植面积11606万公顷，比上年减少97万公顷[8]。尽管如此，当前我国粮食总量却持续增长，这与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农业科技进步有密切联系。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为农村农业生产提供了强大技术保障，促使粮食总产量不断攀升；也使得大量劳动人口从农村流往城市，农村种粮农户大量减少。同时城市化快速推进占用大量耕地面积，耕地的“非农化”现象严重。对此，中国农业科学院2020年工作会议强调指出，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不断推进和人口数量不断增加，我国粮食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粮食产量依靠作物肥料、农业科技革新等因素虽有一定增长空间，但亩增产量接近天花板；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资源承载力达到饱和。尤其当前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世界粮食供应和流通变数大的情况下，确保国家粮食安全，首先必须严守耕地红线，保证足够多耕地种植粮食。

3.土地细碎化程度高，农户“小散”情况普遍，种粮积极性大大受挫。由于自然、经济、政策、环境等因素影响，历史上我国粮食作物的生产布局一直以南方为主、北方为辅，东西部为主、中部次之。迈入近现代，随着我国东部、南部地区城市化和工业化展开，以及各省市农户出于粮食效益比较而进行的种植结构调整，我国粮食供求格局发生了变化。粮食生产地域中心逐渐由南方转向北方、东部和西部地区转向中部。同时，工业用地和城市用地的需求不断增加，致使接连成片的农业耕地“非农化”、细碎化，粮食效益逐渐减少，种植农户的积极性也大大受挫。加之我国农村土地长期受到家庭财产继承制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制度的影响，在生产方面讲求各自为营，界限分明，长久下来，土地细碎化程度自然逐渐提高，农业生产成本逐渐增加，粮食产出效益却日益减少，农民种植积极性相应就不断降低。目前我国粮食生产主要以小散农户经营为主体，且其中大多农户仍以满足口粮为目标进行种植，即自身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生产随意性大，对市场并不太关注。这种生产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虽然满足了农户自身的粮食需求，但就国家层面而言，它已不能适应生产集约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节奏，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一定阻碍作用。另外，需要指出的是，除生产环节，大部分小散户形式的种粮农民在销售环节中多处于弱势地位，分散经营模式使其参与市场议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无权自主选择销售对象和加工企业，长期处于被动局面，生产和经营积极性都大为受挫。

（二）中国粮食安全新要求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头等大事，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9]。2020年，党中央强调我国要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底线，健全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守底线，充分认识防止耕地“非农化”和“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将宝贵的耕地资源优先用于粮食生产，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实现中国人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目标。保储备，重点加大仓储物流建设，修建一批具有较强收储调控能力、达到现代化高标准的粮食仓储基地，加强中央保障粮、棉、油、糖、肉等重要农产品的供给安全。稳增长，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到实处，加大农业科技创新投入，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优品质，优化民间资本投资环境，积极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粮食生产，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监管、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推进优质粮食工程。新要求给我国今后一个时期内农业发展指明方向，明确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战略，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一环。大力推动农业发展，保障粮食安全已经成为新时期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增强国家安全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二、全球疫情冲击下中国粮食安全的危机

（一）疫情冲击下我国粮食进口与供应压力加剧

當前我国已经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目标，且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对国内农业生产节奏及时迅速调整，国内粮食市场并未出现大幅波动，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国家粮食供应的“紧平衡”状态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我们部分粮食品种对外依存度仍然较大，粮食进口源相对集中，就小麦、大米、玉米和大豆四种基本谷物的进口源来看，我国小麦进口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从这三国进口的小麦占我国小麦总进口额90%以上，而与俄罗斯、欧盟等小麦主产区的进口合作却不多。大米方面，进口国主要集中在泰国、越南、巴基斯坦等东南亚和南亚国家，2010年前泰国大米占我国大米进口额的90%，2011年之后开始增加向越南、巴基斯坦等国进口大米，到2020年占比合计接近60%。玉米方面，近年来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开始从南美的巴西、阿根廷，欧洲的法国、德国等国进口，进口源呈现多元化趋势，但美国仍然是我国最大玉米进口市场，且市场份额长期占50%以上，居高不下。大豆方面，我国对外依存度极高，主要集中从美洲地区进口，2020年中国大豆进口额高达1.003亿吨，是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其中从巴西、美国、阿根廷进口大豆占比合计接近92.8%，进口源高度集中。因此，危急关头，一旦我国主要农产品进口国采取紧急措施限制粮食出口，可能导致我国面临粮食短缺风险，极大影响社会稳定发展。

随着疫情不断蔓延，越来越多国家出于未来粮食安全考虑已经开始缩减甚至禁止本国粮食对外出口。2020年3月以来，俄罗斯、泰国、越南等9个国家相继宣布或启动部分粮食出口限制举措，随后吉尔吉斯斯坦等国也加入限制粮食出口国家的行列。国际粮荒危机开始突显，世界不稳定因素陡然增加，伊拉克表示要紧急进口25万吨大米、100万吨小麦来保障国家粮食储备。对中国而言，随着人们生活品质逐渐提高，健康饮食成为新风尚，城乡居民对“吃得健康”“吃得好”有了更迫切需求，肉蛋奶消费品需求不断上涨，高品质粮食市场消费不断增加，食物消费多样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国际粮食进口力度，以调剂外国粮食品种满足国内居民食物消费多样化和高品质的迫切需要。然而受全球疫情影响，原来出口国家开始限制粮食出口种类和数量，由此将给我国多样化、高品质粮食供应带来压力。

（二）疫情冲击下国际粮油组织加速抢占中国国内市场

当前以美国艾地盟（ADM）、邦吉、嘉吉和法国路易达孚为代表的四大国际粮油组织控制着全球80%粮食交易量，无论种子还是饲料、化肥，都实行产、购、销全产业链经营，几乎占据粮食市场各领域的绝对优势。随着全球贸易纵深发展，过去低调平和的四大粮食集团也开始加速战略布局。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根据相关农业规则取消数量限制以来，国内粮食市场就已经被国际粮商视为眼中肥肉。以益海嘉里集团为国际资本扩张典型代表，它由美国ADM与新加坡丰益国际集团合资组建而成，通过参股、并购等方式，一跃成为当前我国最大的油脂、油料加工企业集团之一，其旗下品牌“金龙鱼”“鲁花”等粮油产品已经成为众多中国百姓餐桌必备产品。对于丰益国际和背后的国际粮油巨头而言，中国市场俨然是其全球粮油产业布局的重要一环，因此，疫情之下加速抢占中国市场符合其利益扩张。

以美国ADM、邦吉为主的国际粮油组织正凭借雄厚资金、丰富资源和最新科技等优势加快争夺中国粮食市场。ADM亚太总裁刘宇翔在2020年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就曾表示，尽管疫情及中美贸易摩擦给公司带来一定压力，但他们对开拓中国市场充满信心。此外，中国作为大体量人口国，受全球疫情影响，国内市场农产品和基本食物的需求只增不减，这使得国际上众多顶级粮商深耕多年的市场野心逐渐暴露，他们竞相抢占中国市场，将会对中国粮油产销自主市场定价权、农产品深加工运输业和粮食储备仓库收购等领域造成强烈冲击。

（三）疫情冲击下中国粮食市场受国内外投机资本炒作

根据粮农组织估算，2020年全球谷物总产量有望达到27.65亿吨，创历史新高，比2019年增加5800万吨。那为什么还会出现粮食危机呢？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粮食产品具有生产周期长、转型慢、需求刚性等特点，粮食市场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单纯由供求关系决定，而是越来越多地受国际资本和货币影响。另一方面由于2008年粮食危机给各国留下深刻印象，出于对各自国家粮食安全的考虑，数十个国家开始相继采取措施以禁止或限制本国粮食出口，由此进一步加剧国际粮食危机。反思2008年粮食危机爆发，其并非由粮食供应不足造成，而是资本抬价导致。危机表面上看是澳大利亚、阿根廷遭遇大旱，粮食减产引起，但背后实际是国际投机资本利用石油价格大幅上涨和美元贬值避险的机会，对粮食预期减产消息大肆炒作，致使诸多国家陷入粮食恐慌，限制粮食出口酿成。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粮食产量和消费量最大的国家，粮食市场自然成为国内外投机资本争相追逐的对象。此次全球疫情冲击下可能爆发的全球粮食危机，虽然成因与2008年有所不同，但种种迹象表明，加强警惕，高度防范国内外投机资本恶意炒作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目前我国粮食市场受投机资本炒作影响较为明显的就是玉米价格波动。据海关总署1月18日发布数据显示，中国12月玉米进口量为225万吨，同比猛增207%。2020年中国玉米进口量达到1130万吨，同比增加135.7%，已经远远超过玉米720万吨年度配额[10]。与此同时，近几个月来全球玉米价格不断上升，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数据显示，玉米期货价格已接近自2019年中期以来最高记录。受国际市场影响，国内期货市场上玉米价格一度突破2700元/吨，创下2004年9月以来的新高。“芝加哥玉米期货→大连玉米期货→国内玉米现货→食品”价格传导机制似乎已经形成。投机资本利用灾情导致的粮食预期减产、疫情下各国严格的进出口限制措施以及物流终端将停顿交易等事件作为炒作题材，利用自媒体的商业自发性，通过诱导市场舆论进行价格炒作，以至国际粮食价格部分或整体上涨，引发全球粮食危机，最终达到控制市场目的。

三、全球疫情冲击下中国粮食安全的转机

（一）粮食供应链调整，有利于多元化进口格局形成

全球疫情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不断变化的国内需求，我国粮食供应链不断调整，进口多元化格局日益形成。多年实践证明，随着我国粮食供应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短缺矛盾，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进口调剂成为我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开始减少从美国、澳大利亚进口小麦等农产品，增加从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等国进口小麦，以此填补我国小麦进口缺口，这得益于一直以来对黑海地区的农业投资和“一带一路”建设。再例如，许多过去我们依赖的传统粮食出口国，如缅甸、越南、泰国等，由于全球疫情和罕见干旱灾害影响，大米产量大幅减少，致使其出口粮食也大幅度减少。针对此形势，我国及时调整采购政策，选择供应更为稳定、价格更加低廉、潜在市场更加广阔的印度作为大米主要进口国，如此将有利于增加我国粮食进口源，降低由进口源过度集中带来的风险。

（二）在价格波动中，不断增强中国粮食市场控制力

全球疫情爆发后，国际谷物期货价格高企，我国政府及时采取一系列预防粮食价格冲击的举措，有效减少来自国际市场不良影响，也为灵活应对可能出现的粮食危机提供了丰富经验。疫情爆发以来，我国政府始终秉持“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安全观，在一场场价格波动中练就了灵活调控政策、稳定粮食市场本领，粮食市场调控能力不断加强。在全球疫情造成经济下滑、粮食主要供应链受阻情况下，我国政府通过调配中央和地方储备粮、调整进口关税配额以及积极开拓新的粮食国际市场等手段，保证对全国粮食供需调控；通过政策性收购、国家临储粮抛售以及直接补贴种粮户等政策，实现价格稳定调控。另外，粮食市场监管体制不断完善。疫情爆发后，我国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交易协调中心、粮油信息中心等国家粮食机构均加大了对粮食市场的监督监管力度，并对粮食市场内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进行精准果断处置，坚决打击粮食恶意炒作、囤积居奇等违法违规行为，[11]最终确保国内粮食市场健康运行。

（三）国际组织治理失衡，中国国际粮食安全治理话语权提高

受全球疫情影响，旧的不平等国际粮食安全秩序遭到冲击，国际粮食组织治理失衡，世界范围内粮食安全的话语权或将进入重构时期。长期以来，我国作为粮食生产、消费和贸易大国，在国际粮食市场中并不具备相应的国际话语权，但此次全球疫情爆发，我国在国际粮食市场大量采购并主动分享我国巨大粮食市场的系列举措，不仅获得世界各国肯定与支持，而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负责任、懂分享的大国形象，给我国参与国际粮食安全治理、探索国际粮食合作新模式创造了良好转机，将有利于我国之后在糧食市场上国际话语权构建。2020年11月29日，“世界粮食安全与中国对策高峰论坛”上沙祖康副秘书长在报告中指出，当今国际形势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二战以来形成的“战后格局”正在被“疫后格局”所替代。面对如此态势，我国要在充分保障国内粮食安全基础上，积极参与国际粮食安全治理，不断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粮食安全创新举措，为世界粮食安全治理分享中国经验、做出中国贡献。要加强国际协调，确保全球农业与粮食供应链的安全有效运行，联合有关国际组织、国家或地区维护以联合国为主体的世界粮食治理体系，支持联合国举办世界粮食峰会，中方将适时召开国际粮食减损大会，[12]积极支持并连同联合国机构开展援助低收入、贫困国家粮食安全的国际合作，共同建设人类粮食安全命运共同体。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大国，中国将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粮食市场正常秩序，主动分享并勇担大任，由此提高自身在国际粮食安全治理中的话语权。

四、全球疫情冲击下中国粮食安全的战略应对

（一）严守耕地红线，保护耕地面积———立足我国粮食安全根本基础

当下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国际农产品市场供给不确定性增加，我们必须稳定好自身国内的粮食生产与消费，以随时应对好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种种危机。2020年11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指出要坚持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作为“三农”工作首要任务。稳定国内粮食生产，保护粮食安全，首要任务是保证耕地安全，而保护耕地安全，首要任务是保护基本农田安全。因此我国要实现粮食安全的保障目标，必须严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通过保证最低粮食种植面积以稳定粮食生产能力，这是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根本基础。耕地保护首先要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负责制，引导农业资源最优配置、优先保障粮食生产，将保护耕地、保护基本农田、防止耕地“非粮化”政策落到实处，稳定好粮食生产面积和产量，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国民口粮绝对安全。其次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农业战略，加大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投入，加大中低产田改造力度，以及加强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耕地综合生产能力，以确保我国高标准农田面积能常年稳定在10亿亩以上。最后加强区域耕地监测和评价体系建设，灵活运用卫星遥感等现代信息技术，定期开展区域性耕地种粮情况监测评价，加强对土壤类型、种植分布、收益水平科学监测，以确保种植面积不缩减，丰收粮食不减量，耕地种粮实现自给。

（二）“三权分置+集约化”道路———增强我国粮食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一直以来，我国农业存在人均农业资源不足和粮食小规模经营的重要问题，且我国粮食生产除了承担保障国民口粮、稳定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责任外，还面临着与世界农产品出口大国进行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加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十四五”时期，“一亩三分地”的碎片化种植和分散经营的小规模形式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这就对我国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出了新要求。目前实行的“三权分置”，既解决了以往征收土地时所有权直接转为国有、农民补偿标准低等问题，也兼顾了国家、集体、农民三者利益，保护了农民土地流转意愿。在此基础上，各地政府应加快健全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积极探索适合本村的集体性生产经营制度，建立起公平合理的农民增值收益和分配机制；要加大对种粮主体实施政策性激励，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走农业集约化道路，发展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积极推进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切实维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建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发展特色产业、盘活土地资源为主，既有效利用城市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回流乡村的趋势，又能发挥整体优势，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

（三）优化资源配置，利用好“两个市场”———实现我国粮食安全的有效举措

尽管当前国际上实施粮食禁运和出口数量限制的国家较少，短期内对我国粮食供应链的冲击不大，我国粮食总体进口份额受此影响较小，但也必须要看到，粮食产品被发达农业大国作为外交工具和政治武器的几率正在逐渐加大，对此一定要提高警惕，时刻防范疫情冲击下，国际粮食出口大国实行出口限制，对我国粮食安全造成的巨大威胁。因此我国要促进粮食资源的优化配置，既要稳定好以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东南亚、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为主的进口来源，也要积极开发俄罗斯、印度、南美洲、中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粮食进口渠道，有效管控粮食进口不稳定对国内粮食供给造成的冲击；同时要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的粮食安全方针，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此同时立足全球视野，充分整合资源，强化国内国际市场联动，建立来源多元、结构完善、安全高效的粮食供应链，拓展多元化进口格局，进一步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世界经济稳定增长必然伴随粮食需求同步增长，长远来看，全球粮食供应生产缺口的问题将长期存在。尤其当前受全球疫情影响，国际粮食刚性需求大幅增长与硬性生产能力约束之间的矛盾愈发突显，粮食安全问题成为攸关国家稳定与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新历史方位下我国迈入新时代，粮食安全形势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给我国发展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为此，我们不仅要提高国内粮食生产能力以保证好国民基本粮食需求，而且要积极利用好国际国内两大市场，在国际上发挥好负责任大国风范，切实推动国际粮食市场形成更加公平互惠的新秩序，推动构建人类粮食安全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1]全球应对粮食危机网络发布最新一期年度报告[J].世界农业， 2020，（5）：131.

[2]翟虎渠.粮食安全的三层内涵[J].瞭望新闻周刊，2004，（13）：60.

[3]粮农组织主页|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EB/OL].http：//www.fao.org/home/zh/，1984- 01- 01.

[4]余振国，胡小平.我国粮食安全与耕地的数量和质量关系研究[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3，19（3）：45- 49.

[5] FAO，Thestateoffoodinsecurityintheworld2009 [J].economiccrises- impactsandlessonslearned，Rome，FAO，p.8.

[6]李辛一，朱滿德.新时代中国粮食安全形势：现状、挑战与应对[J].农业经济，2020，（1）：3- 5.

[7]中国正处于粮食安全形势最好时期[EB/OL].http：//www.scio.gov.cn/ztk/dtzt/39912/41906/41912/Document/1666218/1666218.htm.

[8]国家统计局[EB/OL].http：//www.xinhuanet.com/finance/2019- 12/06/c_1125316271.htm，2019- 12- 06.

[9]《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J].中国粮食经济，2019，（11）：34- 43.

[10]中国海关总署[EB/OL].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xgk/2799825/302274/302277/302276/3516038/index.html.

[11]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司法部纪检监察组[EB/OL].http：//www.moj. gov.cn/news/content/2020- 07/28/440_32532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