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

家里的老自行车已锈迹斑斑，我推到修车铺找师傅看了一下。他说，内外胎都已经磨损，建议全部检修更换，需要75元。这个报价让我吃了一惊，我脱口而出：“那我还不如买辆新车呢。”这辆旧车，修车铺可以回收，但只值5元。当初我是在超市里花419元买的，加上39元的锁、29元的车篮，换了两次后座花了100多元，总计约600元，算下来相当于每年100多元。这点钱微不足道，但这辆车我骑了5年半，对它我还是有点感情的。

在我小时候，自行车可算是家里的稀罕物。我父母1976年结婚，当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是结婚时的“三大件”。爸爸对他那辆永久牌自行车的珍惜，按我妈的戏谑，简直超过对家庭成员的珍惜。这辆车他足足骑了10多年，在好多年里都光洁如新。并不只有我家如此，那几乎是一代人的记忆。北京的赵湘源女士就是因为舍不得扔掉攒下来的东西，以至家里堆满了杂物，她的儿子、当代艺术家宋冬为此曾将这些堆积在家的物件以“物尽其用”为名整理展出，让观看这一展览的许多人都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这并不奇怪，在父辈看来，我们这一代人的很多做法与其说是“消费”，不如说是“浪费”。我自己也读过很多社会学理论，印象最深的是齐格蒙特·鲍曼抨击现代工业文明是一种“废弃物文明”，有意将物品制造得不那么坚固耐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不断地弃旧换新，从而有足够的需求推动生产。但這随之又造成弥漫于社会的消费主义、物质第一的观念，以及难以处理的大量垃圾。这些观点的潜在影响让我有意无意地偏向一种道德立场——消费主义是欲望泛滥的结果，应对当下的环境灾难负责。但修车的经历在无意中启发我从另一个视角看待问题：人们之所以倾向于弃旧换新，与其说是因为欲求过度，不如说是经济理性的必然结果。在我父母那个时代，物品很昂贵，而劳动力成本很低廉。20世纪70年代末，一辆永久牌自行车需要200元，而我父亲的月工资只有33元，这需要他不吃不喝攒半年多才能买上。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们势必是“物尽其用”，注重循环再利用的。

在中国，消费主义还是近20多年来才在发达城市逐渐显现的，年轻一代确实大手大脚，也更容易喜新厌旧。这当然是因为人们日子好过了，而不是因为道德败坏。原因是，随着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制成品价格相比收入日益低廉，与此同时，人力成本却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修补已逐渐变得“还不如买个新的”合算了。像这样的社会结构性变迁，单靠个人“忆苦思甜”是无法对抗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哪种文化、哪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对此免疫。也只有到了此时，全社会才会逐渐意识到，必须在垃圾吞没我们之前，找到循环再利用的办法——此时循环再利用已经不是为了节俭耐用，而是出于一种对环境和子孙后代的责任心。毫无疑问，要解决“废弃物文明”带来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反思现有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和随之而来的理念。但对一个尚未真正富裕的社会来说，要人们多付出经济成本去过更环保的生活，很可能对大多数人没有太大吸引力。在这方面，顺应经济学逻辑，由国家对制造业设定环保的基本生产标准，鼓励绿色经济，使循环再利用成为有利可图的产业，恐怕才是更有效的。这并不是推卸普通消费者的责任，而是从基本的人性出发：如果一件事有利，那它让人接受起来就容易多了。

（常 安摘自《南风窗》2020年第24期，臧 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