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翼

很多年前，我交过一个男友，他有一个奇怪的爱好：猜测人们正在读的书的名字。

某个冬日的夜晚，我从打工的咖啡馆下班，在地铁站台等末班车。我一只手托着书，另一只手不断从口袋里掏蜜饯梅子塞进嘴里。

末班地铁间隔时间很长。我逐渐注意到，有个人影总在旁边晃动。我把一根手指夹在正在读的那页，垂下捏着书的手，抬起头来，冷冷地瞪着他。

那是个戴红帽子的年轻人。我沉着脸问：“您要问时间吗？”他倒退一步，举起双手，亮出掌心，表示并无恶意，却问出一个奇怪的问题：“您正在读的，是不是科塔萨尔的小说？”我很震惊。他望着我的脸，嘴角露出得意的微笑。我眼睁睁地瞧着他收割了我的惊诧，像果农从枝头摘下一颗果实。

但我喃喃答道：“不，不是科塔萨尔，是哲里科。”

他的嘴巴倏地张大，难以置信地瞧着我。

我不再看他，转身走远一点。我想：用这种方式搭讪，真蹩脚。不过哲里科的风格确实是模仿科塔萨尔的——虽然他一辈子只出过一本薄薄的短篇故事集——因此，这人的猜测竟也有点道理。

一个多星期后，我又轮值晚班，坐末班地铁回家，在最后一节车厢的角落里坐下来。书搁在大腿上，我一只手从口袋里掏蜜饯吃，另一只手翻书页。

在地铁咣当咣当的撞击声中，我用余光看到一块鲜艳的红色晃过来，在我对面停下——是一顶红帽子。

他在我对面坐下，见我抬眼看他，笑了笑，举起手中一个线圈本，本子上写着：恶心。

我目瞪口呆地望着他——我正在读的确实是萨特的《恶心》。

我有点晕乎乎的感觉，就像被一根涂了毒液的箭镞射中似的。

他又指指我左手边的人——一个几乎把头埋在书里的小男孩。他掀开本子的下一页：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我斜着眼睛往小男孩的书页上瞧了一眼，看到几个字：“亨利爵士和摩梯末医生……”

好吧，他又说对了。

十分钟后，我跟他坐在地铁站外的街边，分吃我的蜜饯。我问：“你只凭封底图片、书脊上的字体样式、页数的多寡，就能推断出书的名字？”

他含着蜜杏子，一边吮指头，一边说：“不，猜书名又不是巫毒术，瞥见书页上的一个词、一句话，那就够了。其实我很少猜错……昨天和前天，你读的是洛尔迦的诗集，四天前的早晨你在读亨利·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六天前你在读儒勒·米什莱的《虫》……是不是？”

我说：“你在跟踪我？”

他居然并不羞愧。他又说：“刚才那个小男孩看的书，书皮是暗绿色，封面和封底都印着作吠叫状的狗头。那本书还可能是康拉德·洛伦茨的《狗的家世》，或巴甫洛夫的《动物高级神经活动客观研究20年经验》，但以他这个年纪，能让他读懂又看得那么入神的，再联系到他脸上那种兴奋、恐惧、激动的表情，只能是《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在他说的时候，我就不断点头。

他挑挑眉毛。“我发现你喜欢给诗集包绿色书皮，小说就一律包黄色书皮，历史书则包黑色书皮，散文包蓝色书皮，是不是？”

我说：“是。”

我又问他的名字。

“你可以叫我‘岩莺1947Ⅲ。其他的？”他微微一笑，露出雪白的牙齿，“你想知道，就猜吧，就像我猜你手中书的名字一样。”

从那夜开始，我们成了“一对儿”。我们并不像别的情侣那样一起吃饭、看电影，我和他的约会项目，就是到公共场合玩“猜书名”。

岩莺1947Ⅲ几乎每天都来找我。他会在我打工的咖啡馆外接我下班;我上课的时候，他就去图书馆等候。休息日，我们坐各种交通工具，到咖啡馆消磨时光，去公园里转悠、散步。年轻女士多半看有俊美主角的畅销爱情故事书或大众心理学方面的书。男人爱读侦探小说。上了岁数的男人喜欢人物传记、历史事件解密。

咖啡馆里的人大多捧着诗集、小说，为可能到来的艳遇和搭讪备好道具。他们的眼睛多半并不忠实于书页。我和他常为某个客人手里书的名字打赌。几乎每次他都能猜对。

岩莺1947Ⅲ是个好情人。有时我坐在公园的湖边等他，一边等，一边看书。他就在我专心致志的时候，悄无声息地到来，从后面偷看我的书页，叫出书的名字。

他对其他事都不太感兴趣。我们甚至很少“交谈”，因为我和他没有一点地方能够重叠。他只是用轻柔而旁若无人的声音，不断讲述他的想法，好像这样最终就能奏效似的。

我曾问他的家乡在哪儿，他似笑非笑地说了一句华兹华斯的诗：“我游荡如一片孤云……”在陌生的国家旅行时，异国人手里的书印着陌生的文字，这时我们会玩新游戏——编造那本书的内容。

比如，我会问：“那个在喷水池边吃汉堡的中年男人，他读的是什么？”

“他读的是《五十个妙方！让女人三天迷上你》。他喜欢公司里的紅发秘书小姐，打算明早就试验第一个妙方……”

“那个穿红格子法兰绒衬衣的老头儿，坐在洋地黄花坛边的长椅上读书，一个老妇人紧挨着他织台布。他在读什么？”

“他在读《玫瑰花种植栽培技术》，身边是他的太太。年轻时，他曾许愿要培植出一种新品种玫瑰，并以她的名字命名。他曾靠这个获得了一长串热吻。五十年后，他总算有时间研究这件事了。”

“那个坐在草坪上戴眼镜的牙套女孩，又在读什么？”

“哦，她今年刚十五岁，在读生日时姨妈送的《呼啸山庄》。昨晚她已经为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哭过了，今天在读最后一部分。”

每当他滔滔不绝的时候，我的喉咙都会逐渐缩紧，手心发烫，既想这样永远听他说下去，又想扑上去抱住他，堵住他的嘴巴。

那时我真爱他啊，虽然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他。我找不到贴近他的路径。

我并不善于猜测。只有一次，我似乎猜中了什么。在一间小酒馆里——不知道是我第几百次猜测他的身份——我带着半杯酒的醉意，半开玩笑地说：“我猜，你出生在一个无比巨大的图书馆里。自幼至长，你只能与无穷无尽的书、书里的先哲和故事人物相伴，就像鱼类生活在水里一样。你跟它们游戏，枕着它们入眠。把书一本本切碎，拌上辣椒和香芹碎末，咽下去;掺着砂糖和蜂蜜，喝下去……很多年过去，当你终于抬起头来时，你发现距离你的同类——人的世界，已经太远了。你所熟知的只有书。就像有些人用信仰、责任、血脉，爱或恨，把自己跟世界联系起来，你想要用书作为桥梁，作为摆渡船，进入人世，找到落脚点……”我说完这段话，他罕见地没有否认，黑眼睛闪烁了几下，那目光就像来自一个更神秘、更广袤的空间。

我不记得拥有过他多久，也许是一年，也许是半年，也许只有几个月。某夜，我和他乘地铁，从某站上来一位穿鼠灰色外套的高个女士，腋下夹着一本巨大的书，封面殷红。

他凝神看了几眼，低声说：“奇怪，那是什么书？”我说：“那样大的开本，也许是画册？别急，她会拿起来读的。”

待灰衣女士展开书页，他立即向她走去。从她身后走过，又走回来，回来找我。

“不是画册。”他摇摇头说，“密密麻麻的小字，‘机械师登上了甲板‘定音鼓、铃鼓和鹦鹉的声音混杂……你猜得出是什么书吗？”

“猜不出。也许只是她或她朋友自己印刷的书，你也说过，人不可能认识每一本书。”

他面上竟有了忧急之色。“不，我觉得这本书很重要，我得知道书名。”

我说：“那么，直接去问她好了。”

就在这时，地铁到站，车门打开，那位女士下车了。

他捏了捏我的手，语速极快地说：“到下一站等我。”说完，他飞快地冲出车门。车门就在他身后缓缓关上。

那顶红帽子在黑压压的人群里一闪，不见了。

就像庞德的那首诗——《地铁车站》：“人群中脸庞的幻影，潮湿的黑色树枝上的花瓣。”

我在下一站的站台上等了又等，直到错过最后一班地铁，也没有等到他。

他离开的时候，腮帮子上还鼓着一小块圆圆的没吃完的蜂蜜李子。

那晚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后来我发现，不知情的永别，居然就发生在我第一次遇到他的那一站。

我没法去找他。我不知道他的住址、电话，甚至真名。后来有人告诉我，“岩莺1947Ⅲ”像一颗彗星的名字，按照天文界的规则，“1947”是发现彗星的年份，“Ⅲ”代表它是该年被发现的第三颗彗星，“岩莺”是发现彗星的天文学家或天文爱好者的姓氏。

他早就想暗示我，他只是彗星？

很多年以后，我搬到一座城市，又跨过一片海，搬到另一座城市。

我任凭自己衰老下去，始终没有结婚，甚至没法再投入地恋爱。因为别的男人都没有他那么自由自在，不矫饰，痴心于一个隐秘的爱好，兴致勃勃，精力充沛。那是一段不能再重现的迷恋。

我定居的这座小城是个安静的地方，工商业不怎么发达，但书店很多，政府不断慷慨拨款，保证城里的图书馆都能正常运营。大多数市民都钟爱读书。他们这里的书比别的地方小一号、薄一層，刚好能放进女士的手包和男士的大衣口袋，因此，书便和唇膏、镜子、香烟、打火机一起成了必需品。人们一有闲暇，就顺手掏出书来读一段。

我心满意足地在这里住了三年，五年，七年。待在读书人中间，我感到安宁、安全。

某个晚上，我坐地铁回住处，把一本讲阿尔卑斯登山史的书摊在腿上，一只手从口袋里掏蜜饯吃，另一只手翻动书页。

车厢里很空，回响着呼呼的风声、咣当咣当的撞击声。一个人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轻声说：“您好。”

我抬起头来。是个年轻女孩，年纪不会超过二十岁，还不到我年纪的一半，皮肤紧绷发亮，满眼都是对世界的好奇。

她有点窘迫，但仍迎着我的目光说：“打扰了，我能不能问问您手中的书叫什么名字？”

我呆呆地望着她，手指松开，书的前半部分弹过来，合上，现出封皮。她低头看了一眼，把书名念了一遍，笑道：“其实我是替我男友问的，他经常跟我打赌猜书名。”

我问：“你男友在哪儿？”

她伸手往身后一指：“喏，他坐在那边。”

我紧紧咬住牙，心脏在胸腔内疯狂地跳动。我回过头去，在车厢的惨白灯光里，我看到那边坐着一个戴红帽子的年轻人，帽子下边的黑眼睛里，仿佛有一簇火焰，腮帮子上鼓起圆圆的一小块，像正含着一颗蜜饯李子。

（张秋伟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扑火》一书，Winner·J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