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永 潘盛之

自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旅游研究专家，同时注意到旅游者流动与旅游目的地社会的相互关系，对旅游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提出了旅游对目的地社会影响的理论和衡量模式，探讨了旅游主客关系变化的心理、行为因素及旅游所引发的道德、犯罪、宗教、语言、社会保障等问题。(1)谢彦君：《基础旅游学(第二版)》，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4年，第351页。有学者曾一度认为旅游者走进民族社区似乎是一种文化殖民，旅游开发对民族社区文化的影响是完全负面的。(2)宗晓莲：《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述评》，《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上述研究不仅使人们对旅游问题的认识视野得以拓展，程度得以深化，同时丰富了旅游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国内旅游研究深受西方强势理论话语的影响，研究人员常常带着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有色眼镜”到中国少数民族村寨寻找碎片化素材做验证性研究，或借助结构化的问卷获取统计数据，建构模型证明已有理论的合理性。由于对当地村民所处文化生境缺乏整体性理解以及长期田野追踪，研究人员丢失甚至遮蔽村寨中一些鲜活的经验材料，很难发现村民利用文化机制、社会关系网络等地方性知识回应旅游影响的能力。

西江千户苗寨(以下简称西江苗寨)是我们长期追踪的一个田野点。最初入村时，我们也认为村寨自2008年以来，因地方政府全面介入和村民积极参与形成的井喷式旅游业导致村寨文化的破坏与社会关联的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