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青林

宋朝周敦颐在其名篇《爱莲说》当中，对莲花进行了由衷赞美：“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因为“莲”与“廉”谐音，所以在传统文化当中，莲花常常被寓意为清廉之士。很显然，周敦颐将自己的人生感悟渗透到了文章的字里行间，让人感觉到作者既在描绘莲花，又在塑造高洁之士特立独行的形象。联系到历史中当权者对廉洁人士的态度与做法，或许我们会有更为深层的感悟与思考。

清廷处心积虑树立廉洁从政的典范，借此抑制贪腐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康熙帝评定于成龙为“天下廉吏第一”，也就是当朝第一清官，希望官员都能以于成龙为标准。于成龙为官清廉，确实做得比较彻底。他到广西罗县担任知县，条件之苦，可能超出了今天的想象。到了县衙，他发现连个门框都没有。进了院子，里面杂草丛生。还好，院里还有三间草房，屋内残破不堪。既然来了，那就开始办公呗。没有桌子，于成龙就挖土垒成一个土台，将就着在上面处理公事。床倒是有一张，他就拿些稻草铺上去，好歹睡得舒服些。于成龙究竟过得多清苦，还得通过与他人对比才能看得更清楚。与其同来的仆人，有的生病死了，大约因为水土不服。有的吃不了这个苦，偷偷逃走了。到后来，没有仆人了，于成龙只得亲自做饭，自个洗衣。有时趁着下乡考察的机会，与耕田的农夫在田间地头一块吃饭，他倒也乐在其中。

于成龙对于饮食确实不太讲究，每次吃饭有些青菜就够了。老百姓见他天天吃蔬菜，心里既感动又觉得亲切，时间长了，大家就给他起了个“于青菜”的外号。于成龙对素食的爱好确是一以贯之，不管居家还是外出都是如此。1677年，于成龙赴福建任按察史。他事先买了好几百斤萝卜，堆放在船上。有人不解，就问他：萝卜这东西又不值钱，您买这么多干吗？于成龙笑着回答：路上吃啊，萝卜加上一些米糠、野菜，熬成粥，一路上就可以应付过去了，不用烦扰沿路来供应饭菜了。于成龙说到做到，沿途有客人来访，他就用萝卜粥来招待。于成龙也有个嗜好，那就是喝茶。而在用茶这事上，他也有些抠门。他虽喜茶，但又觉得太贵，于是想出了以槐树叶来做替代品。因为在他办公室后面，就有一棵槐树，可以让人每天捋几片回来。由于摘得过多，那棵树也几乎被采秃了。

有关于成龙最为有名的典故，当数“半鸭知县”了。于成龙在罗城当知县，他儿子从家乡山西千里迢迢赶到广西来探望，并捎带了一只家乡的腊鸭。儿子特来告知祖母病重的消息，并希望他尽快回家一趟。当时正值中秋，父子俩吃了半只腊鸭，草草应付了事。之后，两人上路，考虑到路上吃喝费用不菲，于是又带上剩下的一半腊鸭，风尘仆仆回到老家。事情传回广西，老百姓异常感动，给他起了个绰号“半鸭知县”。后来，有人赋诗一首：“半鸭知县古来殊，为政清廉举世无。倘使官员皆若是，黎民安泰乐斯乎！”终其一生，于成龙都保持了清正廉洁的美好品质。他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死后只有极少遗物，两只旧箱子里只有一件袍子与一双靴子。可以说，于成龙像一朵清白的莲花，始终未被官场腐败之风玷污。

于成龙还是比较幸运的，他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得以善终，而且身后美名久扬。但是，并不是保持自身清白，就可以万事大吉。《爱莲说》也特别强调过：莲花“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在远处观赏没有问题，但是靠得太近，甚至下手去玩弄，那么就不太美妙了。其实，清廉官员是不太容易接近的，而要想让他们去办理一些私隐之事，基本上难以如愿。那么，后续的不快乃至冲突就常常不可避免。

东汉名臣杨震，既因廉洁自律而声名远播，也因刚正不阿而遭人打压。后世了解杨震，多因其“四知”之名。杨震青年时有志于学问，全副心思都用在学习和钻研儒学典籍上，他的名气鹊起首先是因为其是东汉名儒。杨震不仅学问做得好，而且对儒家倡导的价值理念深信不疑，算是做到了言行一致。对于做官，他并没有刻意为之。直到五十岁，由于大将军邓骘的推荐，杨震才开始步入仕途。因为其基础厚实，后来升迁也快，达到了太尉的高位。因为工作缘故，杨震赏识和提拔了一批人才，其中就包括王密。他在荆州任刺史时，发现王密不错，就向朝廷推荐他担任昌邑县令。后来，杨震调任东莱太守，赴任途经昌邑。县令听闻，赶到郊外迎接恩师。晚上，王密兴致勃勃陪同杨震聊天，直到深夜。准备告辞时，王密从怀里摸出点小礼物，也就是十斤黄金，向老师兼贵人表达谢意。杨震不肯接受，王密就劝说道：这么晚啦，没人知道这件事。杨震立刻对学生进行了严肃批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王密见老师真生气了，赶紧收起礼物，溜之大吉。后人称杨震为“四知先生”，就是出自这一典故。

杨震这种耿直刚烈的性格，在当时官场很难为他人所容。担任太尉之后，杨震自然是位高权重。汉安帝的舅舅耿宝，按照皇帝授意，向杨震推荐中常侍李闰的哥哥。杨震不同意，说不符合相关制度规定，哪怕是皇帝的意见也行不通。皇后的哥哥阎显，也向杨震推荐了一位亲友，结果也被拒绝了。杨震不愿意“违规”，而其同僚却很乐意借机巴结这些大红大紫的权贵。司空刘授听闻之后，立马行动，迅速举荐上述二人，并在十天之内对他们进行了职位升迁。类似事情还有很多，杨震坚持原则，弄得皇帝越来越不高兴。汉安帝想为其乳母建造豪宅，杨震再三表达不同意见，而其他人则“坚决执行”，不顾国家财力与百姓死活。后来，又有一名来自河间郡名叫赵腾的人，上书对朝政提出批评意见。安帝阅后很生气，准备严惩该男子。杨震又引经据典，为赵腾辩解，希望朝廷能够广开言路。皇帝未接纳，最后将赵腾斩首。不难想象，杨震这种洁身自好、唯理独尊的行为，必然会得罪与激怒一批奸邪小人。后来，杨震受到樊丰等人的陷害。汉安帝听信诬告，责令杨震回到老家去。其实，杨震对做官的心思本来就淡，但他觉得自己身居高位却不能清扫污秽，心中过意不去。走出洛阳城之后，他就服毒自尽了。可见，洁身自好并非易事，有时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寻找与树立廉洁典型不易，而要保护与弘扬廉洁力量更需要智慧和魄力。前文提及的康熙，在识别与重用清廉之臣上，算得上较为突出的明君。被康熙钦定为“江南第一清官”的张伯行，正因康熙帝的信任与支持，才得以蹚过浑浊的河流，干干净净地上岸。与上述杨震一样，张伯行也无法与身边的贪官污吏和谐相处。张伯行调任江苏按察史，无视当时官场“潜规则”，不肯向总督与巡抚送礼。一般来说，四千两银子只是个平均数。对于张伯行“一毛不拔”的行为，总督怒了，巡抚也怒了，于是两人联合起来压制他。康熙帝南巡到达江苏，希望地方荐举贤能官员。督抚二人递交了一批名单，心照不宣地抹去了张伯行的名字。谁知康熙早就心中有数，开口就问：我听说张伯行清白做官，是个难得的人才，你们意见如何啊？听到皇帝训话，众人连连称是。就这样，在皇帝的直接干涉下，张伯行才得到升迁，被提拔为福建巡抚。后来，张伯行又回到江苏任巡抚。

重回江苏后，张伯行发现行贿舞弊依旧盛行。他深感痛心，怎么办呢？张伯行决定从自身做起，以此来纠正不正之风。他写了封“公开信”，也就是那份很有名的《禁止馈送檄》：“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分，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张伯行说得很直白，也很决绝：干干净净做官，一分钱也不能贪占；正常来往可以，但不能以不义之财相送。张伯行说到做到，给江苏官场吹进了一股清新空气。

要想改变大清的贪腐之风谈何容易，张伯行很快就遇到了大难题。康熙五十年，江苏发生了科场舞弊案。一批官员收受贿赂，谁送得多就录取谁。发榜之后，江苏士子愤怒异常，一千多人抬着财神像上街游行，最后将塑像放在文庙孔子牌位的对面，以此讽刺江苏乡试唯“财”是举。此事一经传出，朝廷震动，很快派出“专家组”进行调查，主办官员包括户部尚书、江苏总督噶礼、巡抚张伯行以及安徽巡抚梁世勋等。事情并不复杂，受贿人员浮出水面，而且最大的贪腐分子就是总督噶礼，收贿约五十万两。问题随之而来，调查报告怎么写？不敢写啊。案件拖了一个多月，定不下来。张伯行看不下去了，决心赌上身家性命，一定要将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报告打上去了，噶礼得到消息，花了一大笔钱，将张伯行的报告买了回来，然后再倒打一耙，反诬张伯行受贿。康熙眼看案情无法进展，于是另派大臣去查办，将噶礼与张伯行解职，听候下一步处理。扬州百姓听闻张伯行被解职，罢市痛哭。有人送来一些蔬菜瓜果，以示支持。张伯行接受了一束青菜与一块豆腐，表明自己“一清二白”。三个月之后，案审结果揭晓，并附上了处理建议：将张伯行革职治罪，噶礼免议。还好，最后还需康熙帝的御批。老皇帝倒不糊涂，他将两人的名字互换了一下：张伯行留任，噶礼免职。

后来，张伯行一直受到朝廷重用，担任过南书房行走、户部右侍郎等职。他也多次遭受同僚的攻击与诬陷，都因康熙的全力保护才未出意外。张伯行于雍正三年（1725年）逝世，雍正帝赠他谥号“清恪”，意思是“为官清正、恪勤供职”。应该说，张伯行是幸运的，他生于盛世，恰遇明君，故而得以善终。当然，仅仅依靠皇帝个人的英明，终究很难靠得住。毕竟，制度的形成、执行的到位以及生态的完善，才是为官清廉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