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怡, 柯杰升

(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扶贫的政策和行动汇集于农业现代化、快速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历史性趋势中，经历了从普惠式到特惠式，输血式到造血式，救济式、开发式到精准扶贫，从瞄准贫困地区、贫困县、贫困村到瞄准贫困户的重大转变，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1]。以政府为主导、大规模财政投入为支撑的中国式减贫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巨大成效。与此同时，围绕中国财政扶贫成效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40年间公开发表文献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7.75%(1)根据中国知网数据计算。，尤其是2013年以来，聚焦“精准扶贫”的研究呈现井喷态势，展现出强大的学术关注度。其中，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扶贫政策成效进行评估已成为扶贫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领域。

迄今为止，国际国内关于中国农村财政扶贫政策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有效减贫的研究仍然存在诸多争论[2]。集中表现在：一是“减贫”的衡量标准。采用绝对或相对贫困、动态或静态贫困、国家或国际贫困线、收入贫困或多维贫困等不同标准的测度结果往往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3]；二是在相关性检验上，基于不同样本、方法的实证分析揭示了财政扶贫支出与贫困减缓之间存在多种可能关联，如线性正相关[4]、线性负相关[5]、正U型、倒U型或不相关等[6]；第三，随着财政扶贫方式的多样化，对财政扶贫结构效应的关注日益增加，“造血式”扶贫的减贫效应被认为显著高于“输血式”扶贫[7]，科教文卫等农业农村“普惠型”扶贫相对于补偿补贴等“特惠式”扶贫更为有效[8]，但也有研究持相反观点[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