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夫，郭心怡，王碧妍

(清华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084)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单位制”为主、“街居制”为辅，到“社区制”的转变[1]。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转变和社会转型使得单位管理的模式逐渐失效，原本处于辅助地位的“街居制”行政作用被扩展，逐渐形成了“社区制”这一新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2]。如今，“社区”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在承担越来越多功能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治理压力。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城市人口经历了大规模的流动，城市社区内部的利益结构日益多元，公共事务不断增加。民主思想和公民意识的广泛传播也进一步提高了社区居民的权利意识、表达诉求的意愿和公共参与的热情，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矛盾和冲突也随之凸显出来[3]。因此，在社区开展协商民主实践被认为是探索社区治理模式的有益尝试，符合我国建设和谐社区的长远目标。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本文结合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分析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获取的三个城市社区推进协商民主的具体过程，探讨城市社区协商民主的机制，考察协商民主在基层实践中的限度和条件。本文认为，协商民主在我国有着鲜明的“双重取向”的特征：协商民主的学术概念源于西方，但国内的政治实践由来已久；社会治理中的协商民主既有政治协商的维度也有政策协商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