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银琴

“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毛诗序》把“颂”定性为“美盛德”以“告于神明”，让“颂”作为“祭祀”乐歌的性质突显出来。因此，《两周史诗》在考证“颂”之名义的演变之后，由“颂”与“庸”在“言成功”意义基础上的通用，提出“颂”是“天子祭祀之乐的专称”的看法［1］32。但是，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上述看法受到了越来越突出的挑战：既然是“天子祭祀之乐的专称”，为什么“美盛德之形容”的《周颂》当中见不到祭祀周穆王及其后诸王的颂歌？是周穆王的功德不值得赞美吗？唐兰先生在《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一文中曾经指出：“昭穆两代应该是西周文化最发达的时代，拿封建社会来比较，昭穆时代是相当于汉代的汉武帝，唐代的唐明皇和清代的乾隆，都是由极盛到衰落的转变时期。”［2］237《大雅》当中多次出现的对于周穆王的歌颂、《穆天子传》所映射出来的当时的礼乐盛况，以及不断出土的金文材料都在证实周穆王时代“是西周文化最发达的时代”的观点，可是，为什么被认为“美盛德之形容”的《周颂》会在赞美周穆王的问题上缺席？班固《两都赋序》中所说的“成康没而颂声寝”，究竟包含了怎样的历史认识？除此之外，《雅》中同样存在许多属于周天子的祭祀诗，那么“雅”歌之祭与“颂”歌之祭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基于多年来围绕《周颂》问题的思考，在去年与同行学者就“《诗经》与仪式”展开讨论时，我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周颂》并不单纯只是祭祀乐歌，它更多的是和祭天仪式相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