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耀宗

不久前坊间讨论香港司法制度改革时，有司法界朋友向我解释说，基于三审终审制，香港的监督司法制度已经比较完善。他的观点大概是，上诉法院对原审法院进行监督，而终审法院又对上诉法院进行监督，因此大众不应该抱怨香港的司法机关完全没有监督。

然而，这种单靠上下级关系和纯粹针对个案的监督机制是否足够？这种监督司法制度究竟应该如何改善呢？资深大律师梁定邦早前曾说过：“……如果没有社会支持和社会认同，司法独立便会倒下来……”。我对这一看法非常认同，“社会监督”应该成为监督香港司法机关的新监督机制。

2019年内地施行了新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关于对法院的监督主体最少有三个方面的规定：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本级人民法院的工作实施监督（第九条）；二，最高人民法院和上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监督（第十条）；三，人民群众的监督，条文的相关表述是“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工作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第十一条）。相比之下，香港现行的监督司法制度大概只是《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条中提到的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监督，这种主要是以上诉二审体现的监督模式在内地被称之为“审判监督”；以及第十一条中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香港监督司法制度明显缺乏较为全面的社会监督、群众监督及社会参与。

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先生在退休前的记者会上表示，他同意司法改革是可以研究的，但“改革需要有细节、理由和理据”，对此我是赞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