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兵 赵琳琳

20世纪末，随着弗里曼与米德、奥贝赛克里与萨林斯、斯图尔与孟朱、蒂尔尼与沙尼翁等人类学者之间针对同一社会现象或文化事实而引发的几场著名争论的出现，再加上《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天真的人类学家》等民族志理论反思作品的推动，民族志写作将“人类学置于当代话语中有关表述社会现实的问题争论的漩涡中心”(1)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E.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8页。，并“被想象为人们认为事物看起来像什么和事物的真实情形是什么之间永无休止战争的战场”(2)Clifford Geertz,Works and Lives: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Palo Alto: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9.。面对这些争论，绝大多数人类学者认为其不仅仅是简单的“科学”与“非科学”立场之间的方法论之争，更是人类学内部“科学”与“人文”立场之间的价值观之辨。比如，穆尔在总结蒂尔尼揭露沙尼翁在雅诺玛迷人中做研究期间严重违反伦理而引发的争辩时说：“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场争论中的许多主要人物都以一场‘科学的’和‘人文主义的’或者‘后现代的’或‘反科学的’人类学家之间的斗争来看待这场论战。”(3)杰里·D.穆尔：《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欧阳敏、邹乔、王晶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87页。的确，“如通常一样，人类学的独特性和贡献在于其既舒适又很尴尬的在事物之间的位置，在科学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