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建波

(甘肃省公安厅, 甘肃 兰州 730000)

公安历史既是一部科技应用进步史，也是一部科技应用批判史，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的技术手段到现在人工智能、“智慧+”“互联网+”的科技应用层出不穷，几十年间，公安科技化水平有了革命性的变化。伴随着近年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飞速发展，新一代公安科技变革也随之而来，带来了整个系统的生态进步、部门重组、结构优化等一系列改变，但同时一些问题也随之显现，其中最令人担忧的就是人工智能在移动警务终端上的伦理风险。

之所以将探讨范围限定在移动警务终端，是因为在“互联网+”概念不断发展的今天，公安机关为了提高执勤办公效率，为我国警察配发了移动警务终端，移动警务终端成了办案、办公的必备工具，且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最初的单一警务终端，一切日常办公学习、执法执勤活动都是基于事先储存的内容、程序来运行，其缺点在于诸如刚发生的案件或者新上网的各级通缉逃犯等内容，无法做到及时更新，极易导致失控漏查。而现在基于人工智能“警务云”下的移动警务终端，完全可以实现适时现场采录核、终端布控预警、移动业务办理等功能，有效将警务移动终端从单人时代转变为共享时代。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人工智能具有自主决策属性，在某种可能下，人工智能可以在移动警务终端上自主决策警务活动的开始或者结束，这将远远超出我们对警务运行方式的理解，换句话说就是，究竟谁在主导警务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