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翊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成功的中国企业之一，海尔从来不缺乏关注，各类相关研究书盈四壁。即便如此，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胡国栋教授新近出版的《海尔制：物联网时代的新管理范式》（以下简称《海尔制》）注定醒目，因为书中提出的“海尔制”概念史无前例，有着坐标性的时代意义。

在海尔制之前，学界公认的管理范式包括泰勒制、福特制和丰田制。泰勒制和福特制的关注点都在生产优化，只是着眼点不同，可视为同一管理范式。丰田的实验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丰田生产方式创始人大野耐一转换视野，让生产过程更加精益并实现了生产动力从推动到拉动的转换。

泰勒制、福特制和丰田制解决了“如何工作”的问题，却没有解决“为何工作”的问题。《海尔制》作者是这样评价的：即便丰田制是一个极大的突破，但它的运作依然是建立在科层制组织结构上的团队协作……柔性制造也只是在生产过程中响应用户需求的有限变通。丰田制下的员工有了更多的和谐合作和信任，但依然是受到关怀的被控制者，依然没有解放自身。同样，顾客在这种管理体系中也是被动消极的存在者和被分析的对象。

任何时代的“新制”都涉及到范式转移。海尔制是如何在丰田制的工业时代范式之上实现“惊险一跃”的？不妨借用法国哲学家德日进的理念。在《人的现象》中，德日进用极富科学远见和人性关怀的洞察力呼唤三种统一：物质世界与心智世界的统一、过去和未来的统一、众多和个体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