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瑞升 黄维

关键词 人才发展 国家治理现代化 内在逻辑 同步发展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1）12-0008-08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党管人才，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为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好人才基础。”习近平：《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9月29日，第1版。强调了人才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紧密关系，为新时代我国人才发展和人才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战略资源，人才发展体现在人才素质的提升、规模的扩大、结构的优化、竞争力的增强、体制机制的完善等诸多方面，其对国家治理意义重大，人才发展水平反映了国家治理水平。满足国家现代化需要，必须更加重视人才发展，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强化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只有将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人才治理有机融合，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不断释放“人才红利”，增强人才资源的竞争优势，才能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稳步健康向前发展，在全球化的竞合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马克思认为对象世界是人存在的现实确证，由此推断，现代化的世界是现代化人的确证，进而得出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逻辑判断。按照马克思的逻辑进路，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由具备推动现代化能力水平的人才带头实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国际竞争异常激烈的历史背景下，我国必须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人才作为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开辟者和建设者，其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顺利实现的根本保证，国家治理现代化赋予人才发展新的使命和要求。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现代化不仅体现在技术、管理等方面，也体现在人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水平上。肇始于西方工业文明的现代化，使人得到了极大解放，民主、自由、法制等价值得到彰显，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形态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然而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为中心，资本家为追求自身利益和资本利润的最大化，不可避免地造成世界人道危机和生态灾难。当今时代，西方资本主义所标榜的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等所谓的普世价值已经愈来愈演变为政治操弄的工具，曾经风光无限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愈加与全球化发展潮流相背离，社会各种矛盾和问题尖锐，制度弊端日益显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已成为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新模式，因此，必须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高度和道德的制高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展现合乎人类历史发展潮流的道德水准，以此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赢得世界认可，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随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参与全球治理不断走向深入，我国不仅要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而且要彰显中国人民的价值追求和道德素养，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对人才而言，德和才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在德才之间，德处于统领的地位，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德包括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等，德才兼备是中国共产党衡量人才的标准。习近平指出：“人才培养一定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而育人是本。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立德。”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3日，第2版。育人必须以德为先，立德树人，尤其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道德建设显得尤為重要，正因为如此，治理国家，我国坚持以德治国、依法治国相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干部队伍道德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培养政治坚定、作风优良、奋发有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国家治理现代化负有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推进社会文明进步的使命任务，因此要强化干部队伍道德品格培养，提高道德水平。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直接领导者、参与者、实践者，干部队伍的道德水平影响着党风、政风，关系着民心向背。习近平高度重视干部队伍的道德建设，提出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等新思想、新观点，明确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立德树人无论站在人类还是国家、个人的角度去审视，都应该是人才培养必须坚持的核心价值。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重视人才道德培养，用符合时代要求的道德理念去引领人才发展、道德准则去规范人才发展。

习近平强调：“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没有一支宏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难以顺利实现。”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2日，第2版。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始终高度重视人才发展，努力建立规模宏大的人才队伍，以满足革命、建设、改革发展需要。毛泽东强调：“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页。邓小平强调：“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道理很简单，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没有大批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所以，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急需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0～221页。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号召，强调：“要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不唯地域引进人才，不求所有开发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在大力培养国内创新人才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引进国外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热忱欢迎外国专家和优秀人才以各种方式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习近平：《在外国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24日，第1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才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制定人才发展规划，加大人才投入和人才培养引进力度，改革制约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人才规模和人才素质显著提升，国际竞争优势明显增强，成为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大国。到2019年，我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达到7839.8万人，专业技术人才中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的比例达到48%。研发人员总量连续8年稳居世界首位，国际专利申请量以68720件稳居世界第一。《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显示，我国排名从2015年的第29位快速上升到第14位。化学、材料、工程科学、生命科学等学科领域高水平科学家数量增长迅速、进入世界前列。”丁小溪、范思翔：《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人才事业创新发展综述》，《人民日报》2021年9月28日，第1版。尽管如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完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任务面前，现有的人才规模、人才素质、人才结构、人才政策还不能满足形势需要，必须放眼全球和国家未来，加快人才发展，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宽广的胸怀，更大的格局培养人才、引进人才、凝聚人才、使用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以此赢得国家竞争优势，满足国家各项事业建设需要，加快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现代较传统而言效率更高，创新能力更强，社会更充满活力。新技术、新事物、新业态不断涌现为人才发展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也层出不穷，需要有各类人才去解决。尤其在资源、环境、空间约束不断加大，国家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际竞争、碰撞不断加剧的当今时代，必须通过创新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要充分发挥好人才的创新引领作用。人才是否能不断涌现，作用是否能得到充分发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治理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志，国家治理得好则人才济济，事业兴旺，治理的不好则“万马齐喑”，社会缺少活力。我国人才资源总量位居世界第一，是名副其实的人才大国，但还不是人才强国，人才的活力还没有得到充分激发，制约人才作用发挥的因素还较多，人才的国际竞争力还不够强，激发人才活力、推动人才竞相发展是新时代我国人才工作的主要任务。习近平在2016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要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为科技人才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让更多千里马竞相奔腾。”习近平：《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38页。激发人才活力要打破束缚人才发展的条条框框，完善人才政策，为人人可以成才、人人尽展其才创造条件、搭建平台，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宽松的发展环境和制度保障，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努力开创万马奔腾人才竞相发展的新局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陈曙光：《不断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人民日报》2020年1月2日，第9版。至此，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举措和目标，其重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新的政治概念，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国家和社会管理规律有了新的认识，它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重要标志。”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页。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德]马克思、[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9页。国家治理现代化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也没有成熟的模式可参照，需要在不断探索中前进，因此是一个不断生成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正确的实践推动，显而易见，要完成这个历史重任，人才起着四梁八柱的作用，人才发展影响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向引领、路径选择、实践推动、技术支撑等，人才的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败。

人類历史由人创造，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影响，人类社会处在不断运动和发展变化之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马克思发现了这个规律，认为人类社会的矛盾性存在是社会基本特征，而且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其特点也不一样，这就意味着，解决国家、社会的矛盾和问题是国家治理的永恒主题，而且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国家所采用的国家治理手段有所不同，这种认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不难找到相关依据。如何治理不断发展变化的国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前提是要有人才。国家治理理论和实践由人创造和推动，特别是由人才创造和推动。虽然社会发展纷繁复杂，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二者相适应则推动社会进步，反之则阻碍社会进步的规律没有变。在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世情、国情、党情，一直在探求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虽然一直伴随着西方敌对势力的遏制、唱衰，甚至打压、破坏，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进入新时代，中国人民对所坚持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更加自信。国家治理现代化正是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性认识和实践成功的基础上，综合研判国际国内形势提出的，表明我国国家治理理论和实践水平达到了新高度。纵观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发展历史，继承和创新始终是发展的主线，其中凝聚着党的领导人和广大理论工作者、革命建设改革实践者的智慧和汗水。所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其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把马克思国家治理理论带入新境界，在中华大地上把社会主义现实图景描绘得越来越好，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生动现实展现在世界面前。人才发展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前提性存在，从理论和实践的源头去考察其意义重大。需要首先解决一个问题，即理论指导实践何以可能的哲学问题。这个问题在毛泽东的《实践论》中得到了科学的回答，《实践论》也科学地揭示了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指出：“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④⑤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4、285、287页。进而指出“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理论的结论来。”④至此可以得出理论是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结果，由于它反映了事物的内部规律和本质，因此具有了概念的普遍性。据此，毛泽东指出：“不能在封建社会就会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⑤“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2页。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形成理论，并指导实践，必须要由人才带头去实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对于理论建构和创新，实践落实和推动都存在诸多问题和困难，面临诸多挑战，迫切需要人才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引领、创新、推动。

国家治理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在其过程中人才扮演推动者和执行者角色。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概念既区别于我国传统国家治理也有别于西方国家治理概念，其基本含义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和发展的改革意义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科学、民主、依法和有效地治国理政。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整体，因此，对国家治理产生影响的除了制度因素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即“治理主体的素质，既包括官员的素质，也包括普通公民的素质。”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页。顺应时代潮流、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对治理主体的综合素质有了更高的要求，也因此促使人才发展的地位作用更加突出。为此，邓小平在谈到现代化时曾经指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能上的去？”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0页。不言而喻，国家治理現代化的实现关键要落到人才的推动上，人才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生动力。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架构看，主要是党的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治理格局，所以党政人才、社会组织人才以及各种专业人才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是决策、规划、执行的过程。国家治理现代化虽然以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要内容，但将之具体化并落地生根还需要不断进行探索、创新和完善，在这个过程中会面临许多不确定的风险和挑战。如何擘画好国家治理现代化蓝图、做好顶层设计，需要党政人才、智库人才以及社会组织人才等各类人才为之奋斗，把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变为现实更需要的各类人才付诸实际行动去落实。因此必须通过人才创新推动、带头实施，由此激发社会活力，释放社会潜能，在人才的带动下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活力。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必然过程，其核心是工业化和人的现代化。现代化使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由此引发了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推动社会形态发生复杂变化。在纷繁复杂的世界演变中，我们能够看到人才发展与之互动的场景。对于现代化的时间上限，一般认为是以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为起点，但它的前提是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把人从神和封建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现代教育兴起，人才空前发展，从而有力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飞速发展，为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德]马克思、[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5页。现代化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艰苦追求的梦想，一些有识之士和社会力量为挽救民族危亡开展了诸如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等现代化探索和尝试，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封建制度，但并没有使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这主要归因于封建主义的根深蒂固和帝国主义的强大控制，但没有数量足够的现代化的人才也是关键因素。正如黑格尔所言“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因此当时能够像魏源等“睁眼看世界的人”只是极少数，导致根本不能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而且这些具有现代意识的人才也摆脱不了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局限，不可能使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至此中国革命出现新气象，随后爆发的“五四运动”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在思想上、干部上、组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经过艰苦卓绝的探索，领导中国真正走上持续不断的现代化道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的现代化目标、路径逐渐清晰，从最初提出的“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到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由经济技术层面上升到制度层面，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伟大成就，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愈加成熟定型、愈加宽广。纵观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不难发现人才发展与之存在同向一致的逻辑契合，总体反映出人才发展到什么程度我国现代化就发展到什么程度。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不能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只有无产阶级在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使中国走向现代化。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6页。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不断走向胜利，与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同向发展有紧密关系。党根据革命、建设、改革发展需要制定了一系列人才发展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人才发展措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早在延安时期，党就高度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吸引全国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为革命增添了新鲜血液，同时创办抗日军政大学等培养党政军人才，成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中流砥柱。新中国成立后，为满足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工业体系和高等教育体系，并选派人员赴苏联学习，同时恢复完善中小学教育，大力扫除青壮年文盲，人才迅速发展，推动了国家治理面貌焕然一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国人才发展迎来了春天，现代化建设驶入快车道。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空前发展，与此同时，我国加大向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引进国外高层次人才，人才素质、规模以及人才国际化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此后，我国将人才发展确定为国家战略目标，制定人才中长期发展规划，推进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建立人才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等激发人才活力，提升了人才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才发展国际化步伐加快， 截至2016年底，仅“‘千人计划’已分10批共引进4180余名高层次人才。在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引进的人才中，有诺贝尔奖获得者3名、发达国家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46名、正教授1430余名。”高子平主编：《国际人才吸引力指数报告（201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3页。此外，“到2018年底，我国累计有365.14万人在国外完成学业后回国发展。”余兴安主编：《中国人力资源发展报告（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3页。人才发展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智慧和力量，有力地提升了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力。与此同时，国家的快速发展为人才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环境和条件，人才政策进一步开放、人才待遇进一步提高、各项保障措施进一步完善，呈现出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发展态势。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党和政府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市场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习近平多次强调要遵循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同时也在不同场合强调把我国建设成人才强国必须要认识规律、尊重规律，按规律办事。遵循人才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规律，按照规律办事，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人才发展必然会走向康庄大道。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德]马克思、[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0页。研究人才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及实践，其意义在于发现彼此相互作用和发展的规律，通过掌握运用规律，找出推进我国人才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实现的方法路径，以此来指导实践，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发展。

人才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方向一致性，但二者都在不同程度和层面上体现政治性，即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其发展方向不一样，主要是目标要求不同、服务的对象不同、实施的路径不同，从而导致最终的发展结果也不同。总结历史经验，坚持辩证分析，得出保证我国人才发展和國家治理现代化健康发展，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新发展理念，走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发展道路和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它的科学性、真理性已经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检验。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行，“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第2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沿着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方向前进，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以人民为中心，围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满足解决好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把人才发展放在优先位置，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把握战略主动，做好战略谋划，强化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通过加快人才发展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无论是人才发展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都不可能自发生成，必须有坚强的组织领导，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唯一能担此重任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中国的繁荣富强。坚持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领导核心，是中华民族的命运所系。”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8页。中国共产党因其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具有强大的组织力量、坚实的群众基础、丰富的执政经验，确立了其是保持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正确方向根本保证的历史地位。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解决好为谁培养人才、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怎样培养人才，什么是人才强国、为什么建设人才强国、怎样建设人才强国，以及什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怎样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东西南北中，党政军学兵，党领导一切。中国人才发展战略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方案必须由中国共产党做好顶层设计，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需要强化党的全面领导，高质量落实好党管人才工作，完成好国家治理的使命任务。人才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都具有未来指向性，着眼未来，全球化和信息化是世界发展大趋势，伴随而来的是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广泛交流、合作、竞争，这导致了我国人才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复杂性，需要制定和完善人才发展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保障国家各项事业平稳健康发展。进入新时代，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面对未来发展需要，人才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要鉴古知今面向未来，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推动人才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人才是国家、社会对个人的评价，人才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社会价值上，满足国家和社会需要是对人才价值评判的必要条件，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展现出的人才特点不同，但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人才的出现或者产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突出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人才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紧紧嵌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着眼于国家长远发展的目标要求，努力打造人才强国，聚集人才、团结人才、造就人才、壮大人才，着力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梯次合理、作用突出的人才队伍。深入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创造人才发展的良好环境，最大限度地把人才的报国情怀、奋斗精神、创造活力激发出来，引导到经济社会建设主战场，从而推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并取得历史性成就。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党的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治国理政重要的手段和途径。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即服务国家中心工作，这也是人才发展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因此，人才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都必须服从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服从服务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心怀“国之大者”，为国分忧、为国解难、为国尽责。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虽然在建党百年来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已经脱贫摘帽，但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偏低，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困难和问题依然较多，区域发展不平衡，人才发展结构性矛盾突出，政策精准化程度不高，体制机制改革“最后—公里”不畅通等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问题都是人才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因此，人才发展必须紧紧围绕国家发展大局，“以与时俱进的精神、革故鼎新的勇气、坚忍不拔的定力，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把握大势、抢占先机、直面问题迎难而上，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5月29日，第1版。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围绕党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充分参与社会治理，充分发挥好人才的主体地位作用，坚持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相结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人才发展包括诸多因素，其中环境因素最为关键，马克思曾科学地揭示了人才成长规律以及人才与环境的辩证关系，即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人是环境的产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国家走向善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无疑会给人才发展提供舞台、创造条件。虽然我国人才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人才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本身也是国家人才治理的重要内容，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要将人才治理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其中。人才治理首要的任务是破除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人才发展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制度问题是根本性、长期性问题，国际人才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制度的竞争。1980年邓小平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度建设被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要将人才的管理、评价、服务等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推进人才发展的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发挥好制度指挥棒作用。为此，习近平强调：“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加快形成有利于知识分子干事创业的体制机制，放手让广大知识分子把才华和能量充分释放出来。”习近平：《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6年4月30日，第2版。新时代迫切需要以识才的慧眼、用材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决心、勇气和定力，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人才评价标准，突出能力水平、业绩和贡献，针对人才的不同专长和特点，实行分类指导。对急需紧缺的特殊人才采取特殊政策，不求全责备，不论资排辈，不用一把尺子量到底;建立公平高效的管理机制。放权、松绑，给用人主体更多自主权。取消过多的人才头衔和人才项目，引导人才从追求“帽子”转变为追求创新本身，激发创新热情，使创新、创造成为人才共同的价值追求;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使用机制。以人才为本，信任人才、尊重人才、善待人才、包容人才，允许失败、宽容失败。创造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良好环境和风清气正的人才生态。搭建各类人才干事创业平台，加大国家资源围绕人才配置的力度，构建充分体现知识价值的收益分配機制，真正做到让想干事的有机会、能干事的有舞台、干成事的有地位，让事业激励人才，培育好人才发展的原动力。强化人才价值引领和精神塑造。以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为统领，传承党的红色基因和优良传统，培根铸魂、澡雪精神，弘扬爱国奋斗精神、科学家精神，着力培养具有家国情怀、追求卓越、勇于担当、乐于奉献的社会主义优秀建设人才，将人才的个人追求、能力塑造与国家和用人主体需求高效对接，促进人才智慧和力量竞相绽放。

作者单位：任瑞升，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中特理论研究中心;黄维，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王晓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