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苇

世方喋血以事干戈，我且闭关而修蚕织。

——（五代）钱镠

钱山漾：丝绸之源和石头博士

一株孤零零的高杆桑站在钱山漾，站在世界丝绸之源。

众多郁郁纷纷的矮杆桑站在浙北平原，站在“丝绸之府、鱼米之乡”的湖州。

每一种植物都有它的前世今生。如果说高杆桑是矮杆桑的前世，那么，矮杆桑就是高杆桑的今生了。

江南所剩无几的高杆桑是宋代以前的桑种，它的身世可以追溯到六七千年前，那时中国人已开始种桑养蚕。唐代，吴绫（湖丝）与蜀锦齐名，都是上贡贡品。宋室南渡后，湖州成为京城临安（杭州）的辅京，“耕桑之富甲于浙右”，到明清，“辑里湖丝”蜚声海内外，湖州“无不桑之家，无不蚕之家”，因蚕桑而富足，成为江浙两省最发达地区。在明代，湖州蚕农将高杆桑进行驯化、矮化，采用“嫁接”“矮杆”“养拳”三法，培育出全国最优良桑树——湖州矮杆桑，俗称“三腰六拳”。

丝绸也有它的前世。它的前世藏在钱山漾的地下幽冥世界。

漾为小湖，大小介乎湖泊与池塘之间。钱山漾遗址位于湖州市东南郊外八里店镇潞村，东苕溪支流黄泥港从西侧流过，遗址红线内有大片的水田和纵横交错的河道，间杂桑园和荒地，两排高大的水杉树、三株古香樟和一株孤零零的高杆桑，成为地望标志。1956年和1958年，文物部门对钱山漾遗址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出土新石器时期石、陶器数百件，其中陶制纺轮就有50多件。更重大的发现，是出土了那个时期的绢片、丝带和丝线，经鉴定，距今约4200年，是地球上发现的最古老的丝绸文物。

2005年，钱山漾又出土大量陶、石、玉、骨和木质器物。这处遗址表明，当时的南方土著文化，时间上相当于北方中原的“龙山文化”，但“比龙山文化进步”，它填补了“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之间的“断档”，是一种全新的文化类型。

2015年6月，国家有关部门组织专家评审，授予钱山漾“世界丝绸之源”称号。

钱山漾的发现者是潞村人、“石头博士”慎微之。有人说，是慎微之摸螺狮河蚌摸出了一个钱山漾！此话不假。

慎微之父亲早逝，家境贫寒，但聪慧懂事，小时候常去漾里抓小鱼虾、摸螺蛳河蚌，以改善家里的生活。14岁考入杭州蕙兰中学（现杭州第二中学），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现上海理工大学）。当时，西方新式教育已传入国内，蕙兰中学和沪江大学深受熏染，慎微之对地理、历史、人类学、社会学等新学科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想起小时候捕鱼捉虾时发现过有人工痕迹的石头，村民们种田时也有石器和陶器发现，感到漾里藏着玄机和秘密。于是，每年寒暑假回到村里，他就去漾边浅滩里寻找各种古怪的石头，并乐此不疲。1934年，湖州大旱，钱山漾露出湖底三分之二面积，慎微之采集到大量簇、镰、刀、斧、锛、犁等石器，由此揭开了这座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神秘面纱。

两年后，慎微之发表重要论文《湖州钱山漾石器之发现与中国文化之起源》，其中的观点与卫聚贤、何天行、施昕更等学者发起的“吴越史地大讨论”不谋而合，形成呼应。这次大讨论，纠正和改写了一直以来“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唯一发源地”的观点，强调以“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等为代表的长江中下游古吴越文化，其发展历程“几与中原并驾齐驱”。在当时，这一观点可谓石破天惊，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和共鸣。2019年，良渚申遗成功，不应忘记1930年代这些学者的先见和功绩。

湮没的历史需要再审视、再发现。我们今天所讲的历史，大多是成功者的历史，帝王将相、大事件和英雄们的历史，鲜有失败者和黎民百姓的历史。北方的黄帝打败了南方的炎帝、蚩尤，历史就从黄帝一脉沿袭下来了，造成的误会是：北方文明早于南方文明，黄河文化早于长江文化。连养蚕的始祖也归于黄帝元妃嫘祖的名下。有观点认为，中国蚕桑起源于黄河流域，中唐之后，中心才转移到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殊不知，考古已证实，南方蚕桑与北方蚕桑是同步发展的，只是唐代之后，中原黄河流域的蚕桑丝绸业明显衰落了。

汤斌昌是潞村乡贤、吴兴农民协会纪念馆馆长，他为我找到了江苏研究社1937年版《吴越文化论丛》的影印本，刊有慎微之《湖州钱山漾石器之发现与中国文化之起源》一文。这篇文章，今天读来仍是充满洞见、十分超前的，而且经过了作者的辨析与实证。慎微之说：“黄帝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当时蚩尤在南方，已能铸铜为兵器，作刀戟大弩，为炎属之后，爱好和平;黄帝居北方，好战伐，以弦木为弧剡木为矢，而霸中国。故当时北方之文化尚不及南方，自黄帝战败蚩尤后，遂尽力吸收南方文化之精华，发扬而光大之。但终究不能因此而谓南方之后于北方也。”他认为，钱山漾大部分为古城市之旧址，“古时之钱山漾，曾一度人烟稠密，嗣因洪水泛滥，古陆沉，始成今日之一片汪洋”。这位业余考古学家进而得出结论：“中国之文化，起于东南之说，则因钱山漾石器之发现，成为确定之事实矣。”“中国文化起于东南”之说或许有失偏颇，但南方古吴越文化与北方中原文化同步之发展，当是无可置疑的。

据汤斌昌介绍，近年来还在钱山漾发现了高杆桑木桩和金丝楠木。生活在水乡泽国，钱山漾先人采用的是干栏式建筑（干栏巢居）。这一建筑样式最早出现在河姆渡，是南方百越部落常见的建筑风格，类似于现在江南古镇的水阁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吊脚楼。高杆桑作为建筑基础的干栏木桩可以理解，而金丝楠木作何用场、来自哪里？是一个谜。

1940年，慎微之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成回国后，先后出任沪江大学商学院教务长、之江大学教育系主任等职。他魂牵梦绕的仍是钱山漾，教学之余，频返故乡，像从前那样，赤着双脚，提一个篮子，继续在漾边寻找石器、陶器。村民们称他是“石头博士”。他写下的14个考古笔记本，现保留在湖州市博物馆，尚未整理出版。

先生晚景凄凉，因基督教信仰和留美经历，“文革”时成为改造对象，当过中学教员，晚年生活在浙皖交界处的长兴煤矿。膝下无子，孤身一人，长期受神经衰弱和严重失眠折磨，1976年郁郁而终。汤斌昌一直在收集、整理有关慎微之的历史资料，希望将他的墓从长兴迁回潞村，建立先生的故居或纪念馆，多年来一直为此四處奔走呼吁。

“石头博士”慎微之是钱山漾的发现者，也是预言家。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这是确凿无疑的，而“世界丝绸之源”的命名，将丝路的起源地定位在了江南和湖州。湖州城内霅溪上的骆驼桥和向西通往城外的黄沙路，也给了人们关于丝路的无限遐想，它们与钱山漾遗址一起互为印证、交相辉映。

飞机上的蚕宝宝

李白、李贺均有“吴地桑叶绿”的诗句。元代大画家赵孟頫称湖州为“水晶宫”“青玻璃”，“我居溪上尘不到，只疑家在青玻璃”，其著名的《吴兴赋》说湖州东部平原“桑麻如云，郁郁纷纷”。赵孟頫的好友、奉化人戴表元对湖州更是赞赏有加：“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湖州》）这里水网密布，桑林遍野。家家栽桑，户户养蚕。面积不到6000平方公里，每年的蚕茧产量却占全国的十分之一以上。

我出生的庄家村在太湖和大运河之间。从我小时候起，母亲都是村里的养蚕高手，一年要养四五次蚕，非常辛苦。种田主要交公粮了，养蚕是家里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村里有许多蚕事活动，如祭蚕神、请蚕花、踏白船、做茧园子、吃“蚕花弯转”（一种小虾米）等。在蚕月里，要用桃枝、艾草、大蒜和雄黄酒来驱魔避邪，保护蚕宝宝。清明时吃螺蛳，将螺蛳壳扔到房顶上，据说可以祛除蚕病的精怪“青娘”。养蚕时节，小孩子是不能大声说话和吵闹的，否则会使蚕宝宝受惊，影响它们的成长。蚕月里全家人噤若寒蝉，给人郑重其事的神秘感。

母亲和奶奶总在桑园和蚕房间忙碌，从春到秋，闲不下来。我从小是太奶奶带大的。她会讲几个与蚕有关的故事，印象较深的是 “蚕变佛”，说湖州有一户人家，笃信佛法，他们家养的一个蚕，三眠后突然变异，体如人，面如佛，眉目皆具，通体金光闪闪。这家人将它奉供在香火堂，日日敬拜。村民们见了也十分惊讶，纷纷敬拜。几天后“蚕佛”化身为蛾，飞向西方不见了。后来，我发现这个故事源自南宋文人洪迈的《夷坚志》。

蚕，有“天虫”“忧虫”“马头娘”“蚕花娘娘”“蚕宝宝”等别称。它既是高贵的“天虫”，又是娇弱的“宝宝”。“天虫”与东方神木“扶桑”匹配，而“宝宝”呢，则对应了江南人的柔软、怜爱、呵护之心。

与此同时，桑园是我们的儿童乐园，我和村里的孩子们在那里玩耍，捉迷藏，摘桑葚，采桑木耳。

挣扎的人，生出挣扎的孩子

脸上有污泥，污泥里养鸡鸭

河里扑腾，捉蝌蚪、螃蟹、小虾

遇大雨，跳进水塘，露出鼻孔

老人说，这样不会得病

病了，穿一件姜汁内衣

病重，喝臭卤，吃一只蛤蟆

挣扎的人，生出挣扎的孩子

所以走路很晚，似如拼命

他摇摇摆摆，从桑园摘回木耳

木耳是带露的

污泥的脸上是有光的

——《村里的孩子》（2020年）

有一年春天回老家，重返西域时，母亲给了我15个蚕，说是给新疆的孙女玩的。它们已是五龄蚕了，再过两三天就要结茧子了。我将它们装在一个小盒子里，又洗了一些桑叶带在身边。

在从杭州到乌鲁木齐的飞机上，我的蚕引起了空姐们的注意，她们惊讶而兴奋地围着我，希望一路上能代我养蚕。我满足了她们的愿望，将蚕和桑叶交给了她们。空姐们如获至宝。由美丽的空姐来做蚕宝宝的保姆，我想颇为合适。

5个多小时的飞行，15个蚕宝宝走通了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它们是令人刮目相看的蚕宝宝了。一个蚕能吐1200米的丝，那么我想，无数的蚕吐出的无数的丝，就构成了丝绸之路。

蚕到了新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上山”做茧子了。我用碎纸和筷子给它们搭建了结茧用的“龙”（架子）。3天后，洁白椭圆的茧子做成了，数一下，刚好15个，一个也不少。我将茧子分送给首府的文朋诗友和女儿的小学同学。

十几天后我在喀什，几乎在同一时间接到了几条相似的短信：蛾子咬破茧壳爬出来了，怎么办呢？我回复：蛾子爬出来是为了交配、产卵，然后死亡。我建议朋友们将蛾子放生了，因为它们都是孤独的蛾子，找不到交配的对象。

蚕是“变态昆虫”，它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轮回：卵—幼虫—蛹—成虫（蛾子）—卵。其中幼虫期，即我们称之为“蚕”的时期，为28天左右。幼虫一生共蜕皮4次，蜕皮前为“眠”，每两次蜕皮之间的生长期叫“龄”，故有“四眠五龄”之说。蚕的轮回是完美的、圆满的，它脱离了死亡，达到了生命的接力和永续。

我出生在“丝绸之府”的湖州，大学毕业后又来到丝绸之路核心区的新疆，一待就是30年。从水乡到沙乡，这里面大概有某种神秘的姻缘和宿命。以前我称江南和西域是“两个故乡”，现在却觉得它们是同一个地方，或者是同一个地方的两个侧面。因为有一根看不见的“丝”将它们连接在一起了。

丝的一端是丝绸之源的烟雨江南，另一头则是广袤无边的大美西域。

桑的塑像

中国是世界上种桑养蚕最早的国家，已有7000多年历史。中国的桑树品种也是全球最多的，有15个桑种和3个变种。商代甲骨文上已出现桑、蚕、丝、帛等字形。到周代，采桑养蚕是常见农活。春秋战国时期，从长江流域到黄河流域，桑树已成片栽种。

桑树的故乡在青藏高原的雅鲁藏布江流域。正如大洪水后，人类从高山走向低地，桑树的迁徙也有一个从高海拔到低海拔的过程，它们是背井离乡的“植物移民”。在西藏林芝地区，南迦巴瓦山下的雅鲁藏布江峡谷里，有一株1600多岁的桑树，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桑树，是“桑树王”。相传由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所植。它高7米多，径围13米，枝繁叶茂，盘根错节，年年开花，但不结果。藏民们视它为神树，与神山圣水拥有同等的显赫地位。

无独有偶，在东部沿海的泉州，也有一株“桑树王”，已有1300多岁。它在名刹开元寺内。据方志记载，这里原是福建黄氏先人黄守恭的桑园，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园中有一株桑树忽然开出白色莲花，地方政府视为祥瑞，上报朝廷。黄守恭深感桑树灵异，腾出桑园，建起佛寺，初名“莲花应瑞道场”，后改名为开元寺。这株古桑历经了600多次台风、雷电等灾害，雷电曾将其主干一劈为三，但劫后余生的古桑依然頑强地活着。

一东一西，一高一低，两株相距数千里的“桑树王”，仿佛海上丝路与陆上丝路的遥相呼应，仿佛云时代的“量子纠缠”……

《庄子·养生主》说“庖丁为文惠君解牛……合于《桑林》之舞”，《桑林》是商汤时期的乐名，《庄子》也大概是中国古籍中最早写到桑的。而《山海经》明显将桑树神化了：“三桑无枝，在欧丝东，其木长百仞，无枝。”（《北次二经》）

把桑树神化为“东方自然神木”——扶桑，符合人类原始信仰中“世界中心树”的理念。中国神话中，扶桑由两株巨桑相互缠绕而生，扶摇直上，是太阳女神羲和儿子金乌的栖息地，夸父逐日、后羿射日均与扶桑树的“太阳”有关。李时珍《本草纲目》云：“东海日出处有扶桑树，此花光艳照日，其叶似桑。”在中国语境中，扶桑开始指代东瀛日本，还用来遥指南美洲和传说中已沉入大西洋海底的亚特兰蒂斯大陆。而在今天的植物类型中，扶桑就是朱槿，俗称大红花，在岭南地区十分常见。

桑为汉语注入了新的语义和活力。孟浩然“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中的“桑麻”，已泛指作物和农事。而“桑梓”，则指代故土、家乡。

一部中国古典诗歌史，也是一部灼灼其华的植物志，“蚕赋桑歌”一路贯穿下来，回响其中。《诗经》305首，与蚕桑有关的27首。《全唐诗》中，关于蚕桑的有490多首。《诗经》中的《豳风·七月》，汉乐府《陌上桑》，南北朝民歌《采桑度》，白居易的《红线毯》《缭绫》，李商隐的《无题》……都是与蚕桑有关的名篇佳制。

《豳风·七月》是人们耳熟能详的：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

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春日迟迟，采蘩祁祁。

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

蚕月条桑，取彼斧斨，

以伐远扬，猗彼女桑。

七月鸣鵙，八月载绩。

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的《无题》脍炙人口，已成千古绝唱。我讀到南朝鲍令辉的《作蚕丝》，感到与《无题》有共情与交感，好像《作蚕丝》是前世，《无题》则是今生。或许，李商隐是从鲍令辉那里受到启发的：

柔柔感阳风，阿娜婴兰妇。

垂条付绿叶，委体看女手。

春蚕不应老，昼夜常怀丝。

何惜微躯尽，缠绵自有时。

……

赞美桑树，把桑树神化为扶桑神木，歌颂“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深情，同时描写丝绸的绚丽、轻柔和飘逸，是古诗词中常见的主题。但是，很少有作品写到养蚕之苦（作为寡食性物种，除了眠关，蚕的一生沙沙沙吃个不停，寡食性的熊猫也如此），写到养蚕女的辛劳、忧心乃至愿意自己变成桑叶去喂饱蚕宝宝的决绝。这方面，清乾隆年间嘉兴诗人吴文溥的《吴兴养蚕曲》堪称另类之作，同为浙北吴地，吴文溥是感同身受的：

吴兴养蚕三月杪，桑间女儿何窈窕。

黄昏饲蚕至清晓，露叶悬风门巷小。

一眠再眠蚕愈多，十株五株叶渐少。

安得妾身代蚕饥，妾身化叶与蚕饱。

一株桑树站在丝绸之源，站在丝绸之路上。

有一株桑树站在那里，就有十株、一百株、一千株桑树站在那里。它们相扶而生，像亲人一样形影不离。

没有桑树就没有中国的蚕桑业，就没有丝绸，也就没有丝绸之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丝绸之路不是别的，正是桑树的一次植物学延伸。

一株桑树站在已逝的时光中。每株桑树都是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也是丝绸之路的一位守护者。没有桑树的丝绸之路是荒凉的、断裂的、失落的。

桑，无疑是丝绸之路上最美的植物塑像。

西域丝都

西域蚕桑来自东土。《大唐西域记》记载了一则蚕桑东来的传说：于阗国本无蚕桑，为取得蚕桑种子，国王想尽了办法，无奈东国边防甚严，不让蚕桑种子流入他国。聪明的国王改为向东国求婚，让迎亲的使者告诉公主自带蚕桑种子，以便日后为她做衣裳。公主闻其言，“密求其种，以桑虫之子，置帽絮中。既至关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验，遂入瞿萨旦那国（于阗国）。”

1900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的一块木版画，据称就是这位东国的蚕桑公主的画像。背光之下的公主雍容端庄，如同一位美菩萨。

玄奘看到的于阗国“桑树连荫”，于阗人“好学典艺，博达技能，工纺绩絁紬”。唐代之后，西域向中原王朝进贡的“胡锦”“西锦”等丝织品大多产自和田。和田蚕桑声名远播，连10世纪的波斯文献《世界镜域志》对此也有记载。

考古表明，和田种桑养蚕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大约情况是：公元3世纪传入西域，4世纪传到中亚、西亚（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依然种桑养蚕），6世纪后传到希腊、意大利和地中海地区。

民丰县尼雅废墟中有保存完好的汉末晋初的桑田遗址和枯死的桑树，并发现过多枚那个时期的蚕茧。1999年出版的《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上说：“尼雅的桑树主要分布在聚落遗址周围，属人工栽培。……许多枯死的桑树各有一定间距，纵横相间，排列有序。”洛浦县阿克斯皮尔古城出土的红陶蚕据称是崇拜物，这与史书中记载于阗国为桑蚕专修伽蓝、以求神灵保佑是相吻合的。

当然，中国丝绸的西传比蚕桑落户西域要早好几个世纪。

古希腊人称中国为“seres”（赛里斯），意思是产丝之国。他们把赛里斯人（中国人）描述成“身高标20尺，红发碧眼，声若洪钟，长寿达200岁”的神人。而产自赛里斯国的丝绸，则是一种长在神树上的特殊的“羊毛”。

大约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罗马与东方有了接触。中国的丝绸华丽、柔软而舒适，令罗马人大为倾倒，慢慢地转化为一种集体性的狂热迷恋，一种腐化奢靡的社会风气。在罗马市场上，丝绸的价格等同黄金，即一两黄金只可买一两重的丝绸。

到了屋大维时期，时髦奢侈的享乐主义风气日甚，一天洗7次澡的罗马人打着刚刚享用完肥蜗牛和红烧鸡冠的饱嗝，穿着几乎透明的丝绸服装，成天在街头东游西逛。哲学家塞内加忧心忡忡地写道：“人们花费巨资，从不知名的国家进口丝绸，而损害了贸易，却只是为了让我们的贵妇人在公共场合，能像在她们的房间里一样，裸体接待情人。”（《善行》）罗马元老院多次下令，禁止人们穿丝绸服装，认为它是国家衰败、社会堕落、人心萎靡的象征。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位于丝绸之路南道上的古于阗国是丝绸产地，也是西域重要的丝绸产品中转集散地。大批的中国丝绸经这里，运往中亚、西亚和地中海沿岸国家。和田绿洲“土宜五谷并桑麻”，在本土蚕桑业和丝绸业发展起来后，于阗当之无愧地成为“西域丝都”。

清代，和田蚕桑业达到鼎盛时期。清末洛浦县主簿杨丕灼在一首诗中写道：“蚕事正忙忙，匝地柔桑，家家供奉马头。阡陌纷纷红日上，士女提筐。零露尚，嫩芽初长。晓风摇，漾晴光，点缀新装。” 在左宗棠将军的大力推动下，和田从东南各省运来数十万株桑苗，并從浙江湖州招募60名蚕务技工，传授江南地区栽桑、养蚕、缫丝、织绸的先进技术。和田蚕丝出口到印度和中亚国家。

民国时期，和田蚕桑业得到持续发展。谢彬在《新疆游记》中说：“自莎车至和田，桑株几遍原野。机声时闻比户，蚕业发达，称极盛焉。”

“桑大不可砍，砍桑如杀人” ，这是和田流传甚广的民谚。今天和田出产的丝绸主要用作艾德莱斯绸的原料，这种“无限图案”的绚丽丝料是新疆姑娘们的至爱，正如“艾德莱斯”一词的含义——“布谷鸟翅膀上的花朵”。

和田绿洲，多白杨、果木，一些村庄被大大小小、高高矮矮的桑树环绕着、包围着，绿荫丛中的村舍显得朴素、安谧。炎夏走进村庄，凉风拂面，和田常见的灰蒙蒙的沙尘不见了，空气也变得清澈、明净。村庄外、农田边，成排成行的桑树构筑起一道道绿色屏障，保护着人们的安居和庄稼的生长。

在和田地区博物馆里，我见到过几册写在桑皮纸上的清代维吾尔文典籍：《诺毕提诗选》《维吾尔医药大全》，还有一部民间长诗的残卷。

两千多年前的蔡伦造纸术是什么时候传入西域的，目前已无迹可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桑皮纸是西域最古老的纸张之一。蔡伦曾用树皮、麻头、破布、破渔网来造纸，而丝绸之路上的西域民族用桑皮来造纸，可谓就地取材。

中国的造纸术是8世纪沿丝绸之路传到阿拉伯、印度等地的，14世纪又从意大利传到欧洲。因此西域造纸大概不会晚于8世纪。几年前，在哈密白杨河佛教遗址的佛塔残壁上，我曾发现过桑皮纸。桑皮纸为什么会被用作佛塔的建筑材料，就不得而知了。白杨河是隋唐时期的佛教遗址，这至少说明，隋唐时西域已出现桑皮纸。

西域历史上，桑皮纸曾被广泛用于书信往来、书籍印刷、档案卷宗、收据联单、司法传票、会议记录等。中华书局1936年出版的《我们的中国》一书中说：“和阗桑皮纸，为全省官厅缮写公文的必需品。”上个世纪初，桑皮纸曾被短暂地用于印制南疆的地方流通货币。和田的“造假大王”斯拉木阿洪曾用桑皮纸伪造古代文书，蒙骗了斯坦因、斯文·赫定等外国学者、探险家。

我去拜访墨玉县的托乎提巴海·吐尔地老人，他是和田会做桑皮纸的极少数几个手艺人之一，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他的家在墨玉县城以南10公里的布扎克乡普提坎村。老人今年82岁了，个子矮小，但精神很好，动作麻利。他的两条腿很短，看上去好像有一大截埋在土里行走的样子。看到来了客人，对他的桑皮纸感兴趣，就显得特别兴奋。

老人向我们演示了桑皮纸制作的全过程，村里的孩子也过来看热闹。他先剥下枝条上的桑皮，将深色的外皮用刀子削掉，留下白色内层备用。每10公斤桑皮要加5公斤胡杨碱，在大铁锅里煮两个小时。然后将煮软的桑皮捞出，放石板上用木榔头反复敲打、捣烂，使之变成桑泥饼。泥饼放在盛水的木桶里搅匀，就成了纸浆。

老人蹲在院子里的一个浅水坑边，将长方形的纱网模具放在水中，然后舀出几勺纸浆，放在模具里，用一根底端带十字的木棍不停地手搓、搅动，使纸浆均匀地覆在纱网上。最后，把模具放到阳光充足的地方晒，几个小时后，桑皮纸就做成了。

托乎提巴海说，制作桑皮纸这门手艺是从爷爷的爷爷那里继承下来的，到他这一辈已是第10代了。桑皮纸可以用来做书、学堂课本、家庭记账簿，抄写经书……用处多得很哪，用桑皮纸贴伤口，也特别管用。

这几年，经媒体宣传，知道和田桑皮纸的人越来越多，上门求购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其中还有美国人、法国人和土耳其人。老人家里没有田地，每年做一万张桑皮纸，收入在两三万元，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老人去过美国，参加在纽约举办的第16届世界民俗生活艺术节，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展示了和田桑皮纸的制作工艺。我问他是否见到了自由女神像，还有繁华的曼哈顿街区。他摇摇头说“没看到美国”。——他的行程是一位华裔女记者安排的，吃、住和演示工艺都在一个大公园里，在公园里待了整整15天，没去过别的地方。带去的500册装订好的桑皮纸都卖掉了，不知卖了多少钱，总之大头落进了女记者的腰包。“真的没看到美国。”他说，“我糊里糊涂去了，又糊里糊涂回来了。”

手艺代表了时间中的耐心。手艺的衰落是一个被忽略的时代特征，也是一种微弱的警示。托乎提巴海，这位村庄里的孤独的手艺人，仍在坚守一种古老的传统。他说，农活不干也罢了，但手艺不能丢啊，这是祖先传下来的。现在，妻子海热罕是他的得力助手，一儿一女也学会了做桑皮纸，这是他感到欣慰的。

“我老了，把手艺传给儿女，子子孙孙传下去，手艺不能丢啊。”他说，像在对我倾诉，又像是自言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