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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爸后爸

2021-01-11 01:21:45 啄木鸟 2021年1期

林特特

前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和孟磊在簋街吃麻小。

三巡未过,孟磊已看了七回手机,他穿穿脱脱塑料手套,每脱下一次,机灵的服务员就立马奉上一双新的。我不禁停下剥壳的手,等孟磊第七次放下手机,火药味十足地埋怨道:“好不容易出来吃顿饭,你忙,就先走吧。”

孟磊与我结婚七年了。我以写作为生,他在海淀区一家三甲医院做医生,我们的孩子贝贝今年五岁。家里四世同堂,孟磊的父母、姥姥早从西安老家来到北京,与我们住在相邻的两个小区,彼此照应。

孟磊笑笑,第八次戴上手套。

“没什么事,但琦琦,今天,我们确实要早点儿回家。”

“怎么了?”

“妈说,他们在收拾行李,过两天要和姥姥一起回西安,今晚早点儿把贝贝接回去。”

“哦,他们怎么突然想起要回西安?”我喃喃念着,加快手上和嘴上的速度。

“马上就要七月半了,他们陪姥姥回西安给两个姥爷上坟。”孟磊又拧开一只鲜红小龙虾的头,百忙之中,白了我一眼,意思是我白做了这么多年他媳妇。

“说起来,我一直没搞清楚,你家为什么有两个姥爷,为什么你妈还愿意给另一个爸上坟?姥姥快九十了,为什么要不远千里,如此折腾?”我的问题一连串。

“说来话长,年代久远。”手机屏又亮了,孟磊欲言又止,又一次脱下手套。

“行了,别吃了,走吧,路上跟我说。”我制止了服务员再一次奉上新手套的动作,示意买单、打包。

吹着北京农历七月的风,一路向西,秋意浓,我听了以下的故事——

一大辫子的诱惑

1951年,于小梅十九岁,是上海铁路局徐州段一家医院的护士。

那时的小梅,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她茂盛的黑发,上班时,鼓鼓囊囊盘起来,紧紧张张塞在护士帽里;下班后,梳成两条油光水滑的大辫子,辫梢垂在衬衫第二粒纽扣处,一说话,她发育良好的胸脯就微微起伏,带着辫梢随之微动。

不夸张地说,小梅是医院的院花。

多少病人难忘怀,她蒙着洁白口罩的小圆脸,一双清澈的眼,笑意像要随时倾泻出眼眶。

1951年的秋天,铁路局有个给青年员工的机会,去北京培训两个月,小梅所在的医院推荐了她。在这个培训班,小梅遇见了一位姓司马的年轻人。

司马,祖籍新疆,在兰州的铁路部门工作,头发略卷,肤色略白,眼窝很深,高高大大。小梅初见他时,需仰视,后来熟了,日渐亲密,踮起脚尖,伸出手,指甲刚好能碰到他的下巴。

司马比小梅大几岁,看得出,他有熠熠生辉的政治前途。培训班一开始,他就代表全体学员发言,之后,他作为班长,组织活动、督促学习、展开讨论,每次讨论都能说到点子上,总比别人看得更远一些。

一句话:司马是个有领导力的人。

一句话:小梅对他一见钟情。

噢,不,是互相一见钟情。

司马第一次发言,小梅就被他迷住了。只见他全程脱稿,口若悬河,手势恰到好处,全场掌声雷动。“我们院长也不过如此吧。”小梅暗暗赞叹。学员坐了四排,小梅在第一排,掌声最热烈的是她,巴掌拍得最红的也是她。

接着,是周末舞会。司马站在舞池中央,建议男学员邀请女学员。女学员们不好意思,你推我,我推你,脸都冲着地板,弄得男学员也忸怩、局促起来。只有小梅的目光和司马是平视的,不畏惧,没抗拒。于是,司马一马当先,朝小梅走过去,说:“那就我先来吧!”他伸出手,小梅落落大方站起来,也伸出手……

培训结束,小梅的组织评价一栏填着:积极配合班长的工作。配合啥呢?就从配合完成开场舞开始。

至于司马,对小梅的好感早在开场舞前、配合工作前。

报到完,几位先来的新学员就在培训地宿舍楼前简陋的篮球场上过球瘾。司马个子高、技术好,处处占优势,他奔跑、躲让、弹跳、投掷,得中一个三分篮。一回头,却发现有位队友被其他队员冲撞在地,一倒不起,少顷,嘴唇发白,面色灰暗,竟然小便失禁,把球裤都弄湿了。大家手足无措之际,是路过的小梅冲过来,边按压做心肺复苏,边指挥包括司马在内的众人,联系急救……

那一刻,小梅跪着,印着单位名称的背包搁在地上,显然,和他们是一起来培训的,还没办理入住。小梅一条大辫子的辫梢随起伏的胸脯微动,另一条则刮擦着地面,沾染上了尘土。等惊险一幕过去,倒下的那位缓过气,医院的人也抬着担架赶到,小梅仰起涨得通红的小圆脸,拾起背包,掸掸土,匆匆而去。她不知道,一旁忙着协调的司马,百忙之中,不忘对她的背影留下深情一瞥,此后,那两条大辫子的辫梢,一直刮擦着司马的心,令他整夜起伏。

兩个月,六十一天,含一个大月。参观,学习,讨论,总结;两次出游,分别去了景山和天坛;每周末有舞会,诸多工作需配合,朝夕相伴,越走越近,却谁也没捅破那层窗户纸。

直到培训结束,司马送走了全班同学;他和每个同学都进行了站台挥手告别仪式,招呼每个人去兰州玩,除了小梅。送小梅时,司马在一派团结的气氛中,声音紧张,表情严肃,态度活泼,他问:“小梅同志,你想过去兰州工作吗?”

小梅没回答他,低着头,脸冲着站台的地。

隔着车窗,他们交换了通信地址。司马站在窗外,小梅探出头来。

车开了,像所有电影中所有车站情侣的分别,司马跟着车慢走、快跑,摇着手,喊着“再见”,看着车渐行渐远。

很快,小梅发现没必要留地址,因为,当她拉开背包拉链想要找什么东西时,看见了一封信。那是司马悄悄塞在她背包里的。

信的开头是:我亲密的战友于小梅同志,我们可以有两种生活,政治生活和爱情生活……

结尾还是那句:你想过来兰州工作吗?

车窗外,北方的秋天,天正蓝,云正白,广袤的华北平原上,夕阳如一枚鸭蛋黄,远远挂着,红油汪在幸福的圆中。

那封信,小梅也就读了一百遍吧。等指甲掐出一道白印似的月牙儿爬上天,小梅就着火车在轨道上的嘎吱嘎吱声,找出纸、笔,给司马回信。

“我亲密的战友司马奋强,我们的两种生活是融在一起的,我想起你,就鼓起勇气……”

辫梢刮擦着信纸,小梅在信中约会司马:下一个节日,在徐州见;下下个节日,在兰州见。

他们恋爱了。

二介绍信

一年,一百七十七封信。常常发出信,就接到信。两个人都成了邮递员的好朋友。

一年,只要能在一起的假期,他们就排除万难,待在一起。

1952年的夏天,小梅和司马谈婚论嫁,调动的事儿也提上日程。都好办,毕竟在一个系统里,毕竟都是业务骨干,毕竟有对口的单位愿意接收,毕竟小梅的父母通情达理——只要司马人好,女儿远嫁也不怕。事情决定了,两边一起努力,筹备婚事,向组织汇报。只等一张介绍信,有了介绍信,就可以拿着去领结婚证;关键的人都打过招呼了,有结婚证,就下调令。

喜糖由司马准备,床上用品由小梅家包办。新房就是司马在单位的宿舍,原来是两人间,照顾他结婚,室友提前一个月搬走了。新的水瓶、新的痰盂、新的镜子……每一天,司马都像燕子衔泥一样往小窝里衔回点儿什么,而小梅如蚂蚁搬家,每隔一段时间,就拜托顺路顺车的朋友,往兰州带点儿什么。

1953年的元旦,是小梅和司马大喜的日子。小梅提前请好婚假,从徐州出发,前往兰州,背包里是她的嫁衣。除此之外,她还带了两床新被子,一床被面红,一床被面绿。“红男绿女,红男绿女”,临行前,小梅的母亲叮嘱了她两遍,千万别弄错了,新婚之夜,红的给司马盖,绿的留给小梅自己。

司马在兰州火车站接小梅。车门开,他接过装被子的大包袱,包袱皮是一床印着牡丹花的旧床单,最上方打个十字结,像个包子。小梅只拎一个印着“××铁路医院”的背包,她蹦下车,两条大辫子从前甩到后,从后甩到前,辫梢特地绑了红纱系的蝴蝶结。

“真像一个新娘子!”走进宿舍,司马放下大包袱,摸着蝴蝶结。小梅踮起脚,伸出手,指甲够到他的下巴,司马的下巴上一片淡淡的青,是为迎接她,起早刮的。

贴双喜,铺铺盖。自行车、缝纫机摆在屋子里最显眼的位置,是新家最值钱的家当。对了,还有一块男式手表,几乎花光小梅所有积蓄,专门托人从上海买来,用嫁衣小心包裹,带到兰州。现在,它套在新郎官手腕上。

接下来的几天,每天都有人来看新娘子,每天都有人来帮忙布置。他们一口一个“司马家的”,叫得小梅脸红心热。有妇女主动要求在婚礼前一天,把儿子送来压床;也有受过司马接济的,带着自家做的吃的喝的。

12月27日晚,送走一拨客人,司马再把小梅送回招待所。路上,小梅踢着石子,终于忍不住问:“介绍信开下来没?我们什么时候去登记?”

一位熟人经过,司马冲他打招呼,小梅也跟着微笑、点头。熟人走过去,小梅把话茬儿拉回来,司马见躲不过,拉她胳膊:“别在这儿说,咱回去说。”

回到招待所,小梅追着问介绍信。司马先是坐在床沿儿,拍拍浆洗得有些发硬的洁白床单,示意她坐下。他再站起来,双手握住小梅的双肩,目光恳切地直视她。他想让她相信,这事儿他一定能解决,希望再给他些时间。

“出了什么问题吗?”小梅仰起小圆脸,一脸茫然。

“是有点儿问题。”司马的表情复杂。

“你之前告诉我,是管开介绍信的领导出差了,等来了再开,来了就能开。”小梅有些着急,胸口起伏,声音发颤。

司马不知怎么和小梅说,他放开小梅的肩膀,又坐回床沿儿,挨着小梅坐,他的左手和小梅的右手十指相扣,可小梅没空儿享受这沉默的缠绵。她挣脱司马热乎乎、有些发汗的手,用力推他的左胳膊,有些烦乱地问:“究竟出了什么事?”

推了好几下,司马才长吁一口气,对小梅说:“你是不是有个叔叔……去了东北?”

“好像有一个,没见过,和全家都没联系,大概是死了,没人知道他的下落。”小梅更茫然了。

“这次因为我们的婚事,组织上对你全家进行审查,发现你有个叔叔在张作霖手下干过,还是奉军的一个头目……”司马没再说下去,他看见小梅眼中逐渐升腾起的恐慌,像一层雾,听到她喃喃自语:“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你知道,我是我们单位重点培养对象,所以组织在政治審查上就会更苛刻些……但你不要担心,”司马又抓住小梅的手,十指相扣,不让她挣脱,“这事儿,我来解决,你放心,给我点儿时间……领导真的出差了,等他回来,我一定能把介绍信开出来。”

小梅的脸是木然的,她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消化这件事。一个从未见过、只听说过、在她脑海里毫无存在感的叔叔,隔着时间的长河,隔着千山万水,怎么就影响到她的生活了?而且,在徐州都没审查出的事儿,为什么在兰州审出来了?

1952年12月27日夜,冬风刮了一夜,没有月亮。招待所的窗外,枯树桠伸向天空,像要争取一线生机。

司马怕小梅想不通,想不开,没有离开。

三话梅糖的味道

司马坚持婚礼照常进行,每天向小梅说十遍:“这事儿,我来解决。”

他每天给小梅打十针强心剂,药都是一样的:“生米煮成熟饭,领导出差回来,也不能说什么。”

“我要走了,”司马凝视着他的新娘,摸摸小梅乌黑的鬓角、几缕从护士帽中挣脱出的倔强青丝,“等我的好消息!”

他挥挥手,消失在医院大门口,路灯把他的背影拉得很长很长。目送着司马走远,小梅嘴里的糖还没化,是硬的水果糖,话梅味。

许多年后,小梅每每想起司马,就会有生理反应。舌尖甜甜酸酸,是话梅糖的味道,而后甜越来越淡,酸越来越明显,酸从舌尖横着蔓延到整个口腔,竖着贯穿食道,连接胃部,一阵痉挛。

那时,站在铁路医院门口,吹着风的小护士于小梅,还不知道,此后几十年,她和司马奋强之间再无交集。

周末的晚上,请远离东直门和西直门。

孟磊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停停走走,喇叭按了无数次,最堵的地方简直寸步难移。

雍和岸边两堤柳,我们看了有十分钟;凯德mall近在眼前,远在天边,伙同另外两座状如修女戴着披巾的楼,像“西直门三姐妹”等待我们的朝圣,总也靠近不了,只能虔诚祈祷。

小梅就是孟磊的姥姥——我婆婆的母亲。

我坐在副驾,听孟磊说小梅和司马的故事,唏嘘不已。孟磊说累了,抓起矿泉水瓶,拧开盖子,猛灌一口水。

我清清嗓子,问:“司马就是第一个姥爷吧?他和姥姥其实一生没有领结婚证,只算初恋?他们后来一直没开下介绍信吗?你姥爷和姥姥怎么认识的?姥姥又怎么和司马接上头的?是司马生前,还是身后?”

“不,司马姥爷是我的第二个姥爷,是我妈的后爸。”孟磊把瓶盖拧好,手又放回方向盘。

我有点儿弄不懂了,用我的理解为它翻译了一遍:“司马是小梅的第二任丈夫?所以,小梅正式结婚的第一个人姓孟?”

“姓孙,我是我姥爷的外孙。你傻啊,我跟我爷爷姓孟。”孟磊转过脸,扔给我一个“你真是傻白甜”的眼神。

“稍等,我盘盘。”我有点儿乱。

一亲爱巷

1954年春节前,司马和小梅通过一次电话。

在电话局,话务员帮小梅接通司马单位的线路。小梅握着黑色话筒,闲话几句家常后,低声问:“调去青海的事儿怎么样了?”

司马说:“出了点儿状况,单位不放,现在看,没有想象得那么简单。”他在电话中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两人在沉默中僵持。小梅嘴里的甜变得有些酸,酸越来越明显,胃部随情绪波动,一阵痉挛。等司马邀请小梅去兰州过年时,小梅拒绝了。也许是等待的时间太长;也许是希望、失望,屡次反复,不断叠加,失望变成了绝望;更也许是小梅想起司马当初脸上闪过的那丝犹疑,她先挂了电话。

过了几天,母亲问小梅:“今年春节,是司马来徐州呢,还是你去兰州?”小梅没作声,母亲再问,两地分居的事,司马究竟怎么打算?话语中,母亲难免埋怨司马几句,小梅避而不答,转身离去。

半夜,母亲起来小解,听到小梅屋里沉闷的哭声。她循声而去,发现小梅埋在被子里;她掀开被子,看见小梅咬着枕巾的一角哭,枕巾已经半湿。

一年多来,小梅的内心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同事、邻居、亲戚、家人,闲言碎语、关心、问候、各种遮掩,都伴随一通电话宣告彻底地崩溃。没等母亲问为什么,小梅就扑倒在她怀里,有些气愤地说:“妈!其实,我和司马,没领成结婚证。”

灯火通明,母亲把父亲揪起来,一家人紧急开会。关于叔叔是奉军头目、在张作霖手下做过事的说法,他们也才知道不久——形势确实越来越紧张了。事实上,之后几十年,也没人明白,这究竟是传闻,还是有实证;究竟是同名的同乡,还确实是叔叔本人……总之,莫须有,像一只黑手,冷不丁探进他们的生活,无情揉捏,肆意玩弄。

1954的春天特别冷,司马寄走的信有一摞,王胖子很久没看到小梅在信封上娟秀的字迹了。司马不是文人,不知道“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的敦煌曲子词,但以实际行动践行了。每封信,他都在诉说自己又做了哪些努力、找了哪些人,无论发生什么,哪怕铁轨锈穿,哪怕公职不要了,他都会和小梅在一起。但小梅像人间蒸发了似的,再没回复他任何消息。

农历三月初三,司马风尘仆仆地来到徐州。在小梅家巷口,碰到邻居,司马热情地打着招呼,问邻居见到小梅没?邻居一脸诧异地回答:“小梅?不是走了吗?”

半小时后,司马又出现在巷口,他被曾经的岳母,请出门外。小梅的母亲关门时,一脸抱歉,却又一脸坚决,感叹地说:“司马,小梅等不起,她嫁到西安去了。”

她还把小梅没有拆封的一大沓信还给司马,以显示小梅的决绝。

“可是我把介绍信开出来了!我调工作就为开介绍信啊!我们可以去领结婚证了!”司马从包里翻出介绍信,抖动着。

门已经关上了。

小梅家住的巷子叫亲爱巷。据说,以前这里的人刁蛮无理,政府想让大家相亲相爱,就改了这个名。1995年,司马和小梅一道回去过,旧地重游,满头白发的司马指着亲爱巷的路牌,向小梅回忆当年自己离开时的狼狈:“深一脚,浅一脚,雨后道路泥泞,我在这里摔了一跤,大衣、鞋、裤子、袜子上,都是泥,我的怀里抱着你不看的信,手里攥着介绍信。”

小梅的母亲留给司马唯一的线索是:西安。

司马万念俱灰地回到兰州,没多久,去了青海。几年后,他娶了远房表妹,组织家庭,生儿育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司马携全家调动到西安铁路局下属的一家被服厂任厂长。经多方打听,他得知位于城南的那所铁路医院里,有一个姓于的护士,同事们都叫她“小梅姐”。于小梅,江苏徐州人。丈夫姓孟,在西安站工作。夫妻俩有四个孩子,一个女孩、三个男孩。

二交集

司馬四处托人打听小梅的下落,小梅自然有所觉察。医院的同事,和司马认识、去城南铁路医院看过病、被小梅服务过的病人,乃至小梅的邻居,只要和司马有过接触、司马向其询问过小梅消息的,转脸,都会和小梅提起——

“被服厂新调来的司马厂长,说以前是你在北京一个培训班的同学呢!”

“看得出,司马厂长很记挂你啊!”

1973年夏天,小梅第一次听同事说起司马的名字时,吓了一跳。之后,在她脸上就看不到波澜了。每每听到上面那些话,她都不动声色,点点头说:“对,司马奋强那时是我们的班长。”

司马一米八几的个儿在一众人中格外显眼,他挤开人群,来到小梅面前,伸出手说:“于小梅同志,祝贺你,我是被服厂的司马奋强!”

1954年到1994年,四十年间,小梅和司马真正意义上,只有一次交集。

那是整个铁路局的年度总结暨表彰大会,后勤部门推荐了司马;医院系统,小梅被选中。

大会在礼堂举行,从主席台往下看,几百号人,乌黑的头和乌黑的头挨着,像打开火柴盒,看排列整齐的火柴们。座位都是事先分好的,某一处是某个下属单位,某一排是具体哪个部门。被表彰的人坐在最前面两排,那些座位的靠背上,都贴着名牌,名牌由毛笔写就。司马被工作人员带到第二排,他从左往右走,一路找着自己的名字。无意间,他看到左四座位上贴着“于小梅”,因为后面跟着其他人,他只能继续往前,不能停下脚步,有老熟人招呼他:“司马,这里!这边!”他坐在那一排的右三。

大会在欢腾的气氛中举行,照例是领导发言,然后先进个人代表发言。

小梅是代表之一,这一年,她四十一岁。短发齐颊,一侧头发垂在腮边,一侧别在耳后。圆脸依旧,只是比过去的圆大些,毕竟中年。

小梅的发言是平实的,除了感谢铁路局和医院领导,感谢同事,主要谈她亲历的两件事,也是被表彰的核心事件。一件,她在回乡探亲的火车上,为忽然破羊水的产妇接生,情况十分危急,最后,在她的救治下,母子平安;另一件,某县麻风病盛行,各地医院都抽调医务人员前去支援,她如何第一个报名,又如何带领团队,历经千难万险,圆满完成任务。

台下的人都被她说得热泪盈眶。

司马掏出手帕擦眼泪,他把正方形的手帕摊开,对折成长方形,按在自己的深眼窝上,留下对称的两片湿。等他松开手帕,小梅已经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下台,同一排的人都站起来争相和她握手。司马一米八几的个儿在一众人中格外显眼,他挤开人群,来到小梅面前,伸出手说:“于小梅同志,祝贺你,我是被服厂的司马奋强!”

小梅愣了愣,脸上挂着一副阔别已久的表情,刚蜻蜓点水般和他碰了碰指尖,手就被其他激动的听众抓住。

戴大红花的环节,司马和小梅同台,当然,同台的有二十多人,从台的这头排到那头。铁路局的一把手为每个人颁发奖状,主持人,也是局里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用高昂的声音倡导全场起立,为受表彰者鼓掌。

1995年,司马和小梅一起去徐州亲爱巷访旧时,都提到了这一幕的心理活动。恍惚、感慨,不约而同都在台上想到,“我们一起戴过两次大红花”,一次在兰州婚礼,另一次在西安表彰大会上。

但这想法在小梅的脑海中,只是一闪而过。

那天,小梅的丈夫孙福成也在场,他在台下第七列第三排,和车站的员工们坐在一起。孙福成是公认的苦出身,山东人,逃荒到了西安。一开始,他在铁轨边捡煤渣为生,后来,到站里做司炉工。上班,就是一锹一锹添煤,下班时,只有牙齿是白的。再后来,他从临时工转成正式工,从客运转去货运,“文革”后,提了货运部主任。孙福成踏实肯干、愿吃亏、爱学习,工友们都服他,大家都亲切地喊他“老孙”。

女娲造人时,像拿了一支毛笔,在老孙的脸上用浓墨点了两个点,又认真地写了一笔“一”。老孙的两道眉毛短而浓,胡子卧蚕似的,卧在唇色极深的嘴上,他嘴一咧,两个眼角就堆起幸福的小褶子。

小梅在台上发言时,无疑,车站货运部门爆出的掌声最热烈。大红花让小梅瞬间失神,与受表彰代表一一握手的一把手又把小梅迅速拉回现实。一把手成为一把手前,做过老孙的领导,他有亮堂堂的额头、亮堂堂的嗓门,他摇一摇小梅的手,开玩笑地说,以后要给小梅和老孙单设一个奖,就叫“比翼双飞好夫妻奖”,左右两边的人都笑了。

1995年,小梅在亲爱巷巷口回忆,表彰大会开完的那个晚上,回到家,老孙在小方桌上为她摆上小酒盅。四个孩子团团围在桌前,老孙做了几个素菜,开了个罐头,还蒸了碗鸡蛋。嫩黄的鸡蛋呈圆形,老孙拿一枚竹片小心将蛋划成十二等分,一人两分,他的没吃,十二分之一给妻子,十二分之一给女儿孙敏。儿子们不服气,老孙把眼角堆满褶子,呵呵笑说:“今天双喜临门,妈妈受表彰,姐姐上大学以来,第一次回家探亲。再说了,咱们家,男的要让着女的。”

司马吸吸鼻子,对应回馈了那晚他家的情况。

他和表妹生了三个孩子,一儿两女,长子与小梅的次子同龄,小女儿刚上初一。这天,小女儿放学回来,见爸爸在家,热烈地想和爸爸说点儿啥,可司马一脸落寞,词不达意,问几句才回一句。表妹以为司马累了,把小女儿轰走,说:“让爸爸好好吃口饭,别打扰爸爸。”

“都挺好的,”司马承认,但他有执念,“那些年,我就是想找个机会告诉你,介绍信开出来了。想问你,知道吗?”

“不知道,我妈没说……为人父母,我能理解她。”小梅第一千零一遍回答他。

小梅母亲没说的还有小梅写给司马的信,共计三封:一封为那天挂电话道歉,一封问事情的进度,一封说有什么难处,两人一起担。在亲爱巷,小梅和司马回忆当年时,发现司马一封也没有收到。是了,定是小梅前脚投到邮筒,后脚就被母亲等着邮递员来,强行撤走。

1980年,司马和小梅还有过一次不算交集的交集。

一个秋日,司马负责给各单位发最新的被服,他在名單中,发现城南铁路医院来领取被服的负责人是于小梅。中午,他特地回家,换了一件新衬衫,下午,城南铁路医院来人,不是小梅。

“我故意不去的,请了假,换了别的同事。”六十多岁的小梅表情上闪回当年,一脸没必要的神态,“都挺好的。”

三求婚

小梅的四个孩子各有各的出息,其中长女孙敏,女承母业。上山下乡时,孙敏做过赤脚医生,曾用脚丈量过苗寨。她拍过一幅照片,照片中,她穿苗族便装,拖两条大辫子,斜挎着标红十字符号的药箱,蹲在一条小河旁,一只手扬起水,另一只手还在水里;照片旁有一行白色小字:广阔天地炼红心。

这张照片,寄回家后,被老孙用木块和玻璃镶了个框,挂在家里最显眼处。

1977年恢复高考,孙敏考上北京的大学,学临床医学。毕业后,她回到母亲工作的铁路医院上班,外号“高蛋白”,因为皮肤白,白里透红的白。“看起来就好健康噢”,见过孙敏的人都这么说。

孙敏于1982年生下孟磊,1994年,孟磊读小学五年级,最爱他的姥爷孙福成去世。

一家两代,好几口人,都在铁路系统工作;老孙人缘又好,他的葬礼极尽哀荣。老孙死于恶性肿瘤,三年五次手术,该上的手段都上了;该抢救时,一点儿没耽误。因此,老孙去了,家人遗憾,却不愧疚。

老孙的头七刚过,小梅家就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是司马。

小梅家的客厅设着灵堂,老孙的像挂在墙的正中央。那些天,前来悼念的人络绎不绝,老孙的几个孩子,面露凄色,立在一旁。是孙敏的丈夫孟石接待的司马,孟石把司马当作岳父的老同事,和他握手,点燃三支香递过去。司马背已有些驼,他走到老孙的遗像前,深深鞠个躬,再直起身,快走几步,把香插在香炉里,回头问孟石:“你们的妈妈呢?”

当地习俗,红白喜事,来访的人都要随份子。孟石以为司马要把份子钱亲手交到岳母手中,便领司马进了里屋。里屋,小梅倚在双人布沙发的一侧,沙发巾是一床旧毛巾被,花色有些模糊。见到司马时,小梅有些恍惚,一时没想起来是谁。出于礼貌的本能,她撑着沙发扶手想站起来,孟石赶紧走过去,搀扶起岳母的左胳膊。司马让小梅不用多礼,好好休息,他将手伸进黑色夹克衫内袋,摸索出一只牛皮纸信封,放到小梅手里,低声说:“节哀顺变。过段时间,我再来看你。”再拍拍孟石的肩,道一句“照顾好你妈”,就和大部分来客一样,礼数完成,便走了。

小梅捏着牛皮纸信封,过很久才想起打开,事实上,不是她打开的。她捏了一会儿,放在沙发巾上。负责登记份子钱、前来帮忙的远亲发现了信封,拿起信封前后看了两遍,仍没找到送礼者的姓名,连呼奇怪。接着,远亲打开信封,抖一抖,飘出五张百元人民币,散落在沙发上、地上。五百元在当时是一笔大数,可信封似乎还没抖干净,还装着些什么。远亲掏一掏,掏出一张对折的、泛黄的、质地有些松脆、上面还印着些什么的纸。远亲不敢造次,捡起钱,钱叠在信封上,连同那张对折的纸,交给小梅。

小梅木然将纸展开,双手从慢到快地抖,抖到停不住。

1954年4月开出的结婚介绍信,寥寥数语,油印部分的字体是楷书,钢笔字部分是行书。合起来拼成:兹有我单位司马奋强同志自愿与于小梅同志结婚,请予以接洽审查登记。

稍后,介绍信被颤抖的手抖出手外,落在地上。

一个半月后,老孙的七七结束。司马奋强再次敲开小梅家的门,只有小梅一个人在家。客厅恢复成过日子的常态,老孙的遗像从墙的正中央挪到饭厅一角,像下摆着香炉、一碗、一盘和一双筷子。碗里是面,洒着些葱花、辣子;盘子里是红烧的肉类,看得出家里吃啥,还不忘给老孙留啥。

小梅为司马泡茶时,司马给老孙敬了三炷香。小梅把茶杯端到司马面前,司马忽然意识到他和小梅一对一,面对面,已过去四十年了。

现在,小梅六十二,司马六十五,油光水滑的乌黑大辫子不见了,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起码缩水五厘米。

司马没喝茶,他把茶杯搁在饭厅的桌上,两人在桌前坐下,沉默了一会儿,司马开口了。

他先是交代这些年的经历,从徐州回兰州,从兰州到青海,再从青海到西安。而后说起现状,表妹去世好几年了,孩子们各自成家,如今,他已是三个小朋友的爷爷。最后,他谈到此行的目的:“如果你不嫌弃我老……我还能陪你十年。当年,我们就差一张结婚证。”

他断断续续说完,一口喝干杯中茶,额头沁出微微的汗。小梅拿起水瓶,拔掉木塞,将瓶身倾斜,水冲着杯口,流成一条粗线。热水在杯中,燃起一道白色雾气,袅袅娜娜,雾气渐散。她将水瓶立正,按上木塞,没抬头,只点头,声音微嘶哑,语气坚定地说:“好。”

她握着杯把,把茶杯递过去,司马的手盖上她的手。

司马和小梅告知了各自儿女,很快,领了结婚证。注意,是告知,他们根本就无所谓儿女是否同意,尤其司马。他的原话是:“当年组织不同意,我没办法。现在我什么都不管,我要结婚。”

幸运的是,双方儿女聽完故事,都感叹他们的不容易。两家人在一起,摆了一桌家宴,就在老孙的遗像前,一屋子人,为他们举起祝福的酒杯。

1994年至2004年,司马真的陪了小梅十年。

开头几年,两人身体还不错,旅游是他们生活的主题。他们牵手走遍了祖国大好山川,复习人生履历中每一处停留过的地方。北京的景山、天坛、曾经的培训基地,新疆、青海、甘肃、江苏;火车站、医院、亲爱巷……

他们像要把失去的都弥补回来。

孙敏和他们住在一个大院,在二老的夕阳红旅途中,她还陪过一次。

那是1999年去贵州,孙敏带着丈夫、孩子,和司马、小梅,一家五口,游山玩水,还抽空儿去了她曾插队的村子。

在景点,小梅穿上苗族礼服,满头插着银饰。孙敏则找到当年的河,摆出同样的姿势,蹲在河边,一只手扬起水,另一只手还在水里。老年摄影发烧友司马咔嚓咔嚓按着相机,为她们拍照,回到西安后,再将它们洗出来、装框。孙敏的那张扬水照,就放在“广阔天地炼红心”照片旁。见过的人无不赞其妙,无不感叹时光如水般流逝。

除了孙敏,两家其他子女来往得也不错,一年总有几次,中秋、春节,一大家子聚在一起,在饭店包厢,十二人桌,能开两桌。

司马和小梅在其中的努力,是他们和谐相处的前提。首先,老两口单独住,婚后,司马就搬到小梅家,尽量不麻烦孩子们。其次,他们尊重彼此之前的婚姻,每逢清明、七月半,他们就相携为各自的前夫、前妻上坟;小梅家,老孙的遗像甚至都没摘下来。

2004年春,司马在离休干部例行体检中,发现胸部有个肿块;继续检查,确诊为淋巴癌。手术后,他出院,没回小梅家,被在华县工作的儿子接走。司马对孙敏说:“你妈命苦,我不能再让她眼睁睁地看着第二个男人走,我就不回去啦。”

从此,司马和小梅恢复到年轻时两地分居的生活状态,只靠鸿雁传书,维系感情。

鸿雁就是孟磊。

2004年,孟磊在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读大四。周末,他总往来于西安和华县之间,替小梅和司马送信、带话、捎东西,他喊司马叫“司马姥爷”。

司馬在病床上支了张折叠小桌,看书、吃饭、写信都靠它。一次,孟磊去看司马,将小梅的信递给他。司马戴上眼镜,拿起笔,认认真真地在信封上标上数字“282”,再拆开。孟磊大奇,问司马:“这数字有什么特殊含义?”司马笑呵呵地解释,他和小梅年轻时通信,就习惯标上数,他还记得,他在第176封信中求婚,小梅在第177封信中答应。

信封上的数字没标到“300”,司马就不行了。他的儿子火速将他送回西安,救护车上,司马停止了呼吸。

消息瞒不过小梅,但家人不让她去司马的追悼会。她没坚持,只是让孟磊带了一样东西去追悼会,此外,订了只花圈。

司马和老孙一样,是铁路局的老人,徒弟、下属、同事、领导、邻里、故交,枝枝蔓蔓,追悼会肃穆、盛大。一些人知道司马和小梅的故事,另一些人通过一些人得知。小梅送来的花圈朴实无华,但挽联的落款催人泪下,赫然印着两个字:老妻。

“老了才成为他的妻子?”

“是一个年老的妻子?”

遗体告别的队伍往前蠕动,排队的人们窃窃私语猜测着。

轮到孟磊告别,他弯下腰,从随身的包中掏出一对鲜红的结婚证。司马在鲜花的簇拥中,平躺着,像熟睡般安详。孟磊将结婚证插进司马衬衫的口袋,轻轻道:“司马姥爷,姥姥说,当年就差这一对结婚证,就让它们陪你一起去吧。”

司马的白衬衫很薄,红色结婚证透过他胸前的口袋,清晰可见。所有经过他的人,都看见了。

仪式完毕,在场所有纸质的祭奠品都焚烧了,包括那只写着“老妻”的花圈。

结婚证随司马的遗体火化。

路况喜人,过了西直门,我和孟磊的车一马平川,一路狂奔。

孟磊去隔壁小区接孩子,我先回家拾掇。北京的街头,风中如拍了花露水,自带凉意,树叶一片接一片地落在我的脚前。我默默走着,心里只有一个声音,我要写它,写那对结婚证;我要写他们,写司马和小梅。

等不及到家,我就给孟磊发微信,孟磊过了会儿才回:“写吧,我刚问了妈,她说,姥姥和司马姥爷的故事,比她看过的任何电影、电视都感人,我想,她会乐于看到你写出来。”

我松了口气,从现在开始盼着婆婆和姥姥回来,当面聊,会有更多未知的细节。

一红被子、绿被子

怀远的石榴个大、皮薄、颗粒饱满,剥出来,盛在玻璃碗中,像一捧闪闪发光的红宝石。

我剥了一碗,递给婆婆。

这是2018年的国庆假期,下午两点,姥姥午休未起,其他人各有各的理由不在,客厅只剩我和婆婆。

婆婆家,俨然是标准的退休知识分子之家。客厅隔成两部分,左边,摆着茶几、沙发、电视机,电视墙呈淡绿色,竹叶似的花纹凸起如浮雕,绿植让空间充满活力。右边布置成小书房,宽大书桌上,搁着几本书法教材、数支毛笔、一摞宣纸;书桌后,是一排书柜,除了书,还有些摆设。

边吃石榴,我边和婆婆闲聊,今天的话题当然是姥姥。

婆婆口中,姥姥的母亲在官宦人家长大,而姥姥出生七天就受天主教洗礼,中小学读的都是教会学校,十五岁前接受的教育是洋派的。

提及姥姥在过去岁月中,因政治原因带来的磨折,婆婆说:“她总像是有心事。性格中,忍的成分居多。小时候,我很少见到她笑。”说到这儿,婆婆倒爽朗地笑了。

秋天的阳光从阳台射进客厅,穿过半掩的窗帘,均匀铺在茶几上,零碎洒在玻璃碗的各个棱面。婆婆的头发刚烫染过,一头小黑卷。她的圆脸微胖,一笑,皱纹浮起,一双外科医生的手灵巧白皙。石榴吃完了,她将碗端走,我忙着泡茶。一人握着一个小茶杯,我把话题带进另一茬,谈姥姥和司马姥爷。

“我找几件东西给你看。”婆婆走向书柜,按动弹簧门,从书架上取出几本相册和一册旧书,将它们摊在茶几上,我凑过去。

“这是……”我对着旧书橙色封面上的“几度夕阳红”五个字发问。

“这是琼瑶的小说,写大时代背景下,一对恋人的离合。我妈和司马叔都很喜欢,读过很多遍,每次读,都要叹息一番。你要是没读过,也拿回去看看。”

“这是……”

“这是他们1951年在北京培训时的照片,也是他们唯一一张老照片。”婆婆在几本相册中翻了翻,找到一张黑白集体照。她用指尖为我圈出前排左三、坐着都显得比其他人高大的男子——司马叔;再点一下后排居中、梳辫子、圆圆脸的女生——我妈。

“这是……”

“这都是司马叔和我妈全国各地旅游的照片……”婆婆把一本相册推到我面前。

“啊,他们真是走了很多地方。”我一页一页翻过去,照片以姥姥的单人照为主。我不禁感叹,平时总在忙忙忙,对家人关心太少,对老人们的从前知之甚少。

“司马叔爱好摄影,”婆婆解释,她又站起来去书柜里取出两个相框,其中一个黑色木框已掉漆。框内的照片均是婆婆,姿势、地点相同,年龄、拍摄时间有别。她指着新一些的相框道,“喏,这是我们一起去贵州时,司马叔为我拍的。”

这两张照片,我早就看过,此刻再看,却别有一番感触:“真难得,你们相处得不错。”我将相框搁在膝头,仔细端详。

“人和人之间也讲缘分,我们两家人,我和司马叔,都很投缘。”婆婆微笑。

婆婆姐弟成长各阶段的照片、孟磊的照片、姥姥和孙姥爷的照片……就这样,我们在沙发上,不知不觉翻了一个多小时相册。

其中,一张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正红色背景,写着“结婚三十五周年纪念”。相片中,姥姥穿着米色羊绒衫,戴一串米粒形状的珍珠项链,嘴唇矜持地笑成一个弧状,容貌和婆婆现在几乎一样。姥爷则穿着咖色手织毛衣,鬓角已白,眼周笑得堆起褶子。

“其实我爸活着的时候,和我妈感情也很好。”婆婆用指肚摩挲着她父母的影像,轻轻地说。

姥姥房间传来声响。

“姥姥醒了?”我问。

“好像是,我們去看看。”正往屋里走,婆婆忽然拽拽我的衣角,提醒我,“我已经告诉她,你想写她,但……毕竟都是些伤心事……”

我忙说:“我懂,多余的话我不会说,有啥疑惑的,还是问妈。”

我们走进卧室,瘦削的姥姥坐在临窗的靠椅上。她上身穿一件红色针织开衫,下身着一条灰色长裤,腿上盖着床薄毯,腿边倚着一支褐色木质拐杖。她从红色针织袖管中伸出的手,青筋凸起,头发花白,发量稀疏。那双灵活的大眼告诉我,她的精神依旧矍铄。

我满脸堆笑,快步走近,喊着:“姥姥起来啦?”姥姥露出一个只属于长辈的笑,她捏住我的手,与我闲话家常,问贝贝呢?我说,爸和孟磊带她出去玩了。

婆婆走近姥姥,刻意放大嗓门,提高音量,问:“要不要去阳台晒晒太阳?”姥姥的耳朵有点儿背。

姥姥点点头,婆婆扶她起来,我正要帮忙,被婆婆拦住:“你先在这儿待着,我还有东西给你看。”

她们离开卧室,没多久,婆婆回来了。她径直走向姥姥床边的衣柜,打开白色柜门,喊我的名字。我不明就里,走过去,只见衣柜分上下层,下层是四进抽屉,上层是高约四十厘米的橱子,一床看不出花色的床单包裹着什么,整个把橱子塞满了。婆婆一扯,那床单如幕布落下——

一床红被子叠在一床绿被子上,两床被子,袒露在我面前。我听见了心跳的声音,可我的呼吸却像要暂停似的。

“琦琦,你来看这被子。”婆婆和我站在衣柜的两侧,我们的头微微仰着。

缎子被面,光滑、精致,除了红和绿,还有金色。隔着折痕,隐约看出,是一对金鸳鸯。我伸出手,微微碰触它们,又迅速收回,我为我食指上的老茧感到抱歉。

1953年,于小梅和司马奋强在兰州,没领成结婚证,但婚礼如期举行。探亲假完,于小梅把绿被子背回徐州,红被子留给司马奋强,告诉他,什么时候领成结婚证,什么时候,红被子和绿被子再合在一起。

1994年,两人再婚,司马搬到小梅家,他背了红被子来,发现床上,放着一床绿被子。

“这被子……从西安又带到了北京。”婆婆声音平缓,在我耳边,徐徐道来,如电影旁白。

我腿有点儿软,后退几步,退到姥姥床边,“咚”地坐下。说实话,这一刻,我才能确认,于小梅和司马奋强是真实存在的,他们是旧照片中冻住的前排左三、大高个,后排居中、小圆脸,而阳台上那位耄耋老人千真万确是事件的亲历者,我的女主角,他们对上号。

二《结婚证》

一个月后,我带了本杂志去婆婆家,我在杂志第八页折了个角,婆婆打开就能发现,那篇名为《结婚证》的文章。文章结尾处,我表述了为什么要写它——

“除了爱情,更打动我的是,时代的车轮总不经心碾压无辜的人,可故事中的人,没有一个是坏人,没有谁主动伤害谁。他们用自己最大的努力,付出坚守,付出珍重。”

《结婚证》比我想象得更要受欢迎。一段时间内,我陆续收到几十家杂志的样刊和转载稿费,常有不同平台的新媒体小编来加我微信,请求授权刊登,微博也时不时有热心读者给我发私信。

“我很喜欢《结婚证》,请问是真的吗?”

“我是一名音频主播,我可以念一念《结婚证》吗?”

我也忘不了它,在多个线下沙龙提到它。

一次,在敦煌图书馆,我给一群中学生讲怎么搜集素材,以《结婚证》为例。讲完故事,还没讲方法论,台下的中学生们已热泪盈眶。

另一次,在上海书展,我有本新书开发布会。记者提问:“新书中,您最喜欢哪个故事?”我又举它为例。书展是开放空间,观众走来走去,可那天,观众越来越多,椅子不够用,站着的人围着坐着的人,站着的人围着站着的人。当我说到在婆婆家,看见红被子叠在绿被子上,一位相貌普通的中年男子用食指关节拭泪,而他,不是唯一一个。

这些消息,我都转告了婆婆。从爱护姥姥出发,婆婆只把首发的杂志给姥姥看过。

“姥姥看完,什么反应?”我小心翼翼地问。

“她没说话。”

“哦……”

“很久没说话,”婆婆停了下,“但她把杂志一直放在那儿。”她冲姥姥的床头努努嘴,我趁姥姥晒太阳时去看,果然,姥姥的枕边,躺着那本杂志,一副老花镜搁在上面。

渐渐地,司马和小梅在我的生活中告一段落。《结婚证》只是我写过的众多故事之一,不同的是,原型仍在我的生活里。

转眼,已是2020年。

三月底的一个下午,我正忙着在各种买菜APP上抢青菜,公公忽然给我来了电话。

疫情原因,孟磊所在的医院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形势紧张,他工作更忙,已经有半个月不在家了。

“琦琦,出大事了。”公公态度慌张。

“是孟磊吗?”我脱口而出,情不自禁,坐正身体,“他确诊了?”想想不对,孟磊没给我消息,怎么会先给他爹消息。

“呸呸呸!”公公骂我乌鸦嘴。

“对,呸呸呸!那是……”我的脑子飞快转了下,“姥姥……又……”疫情对于高龄老人是个坎儿,姥姥前几天在洗手间晕了过去,摔到腰,我们叫了“120”,现在,已经回家。

“你姥姥情况是不好,这次……是你妈。”我公公马上否认。

“怎么了?”我疑惑。

“今天早上,你姥姥精神好点儿,叫你妈进房间,说有话要跟她单独谈……”我公公咽了下口水。

“然后呢?”我着急了。

“你妈从姥姥那儿出来后就一直哭,哭了几个小时,还一边哭,一边喊‘爸爸,不吃不喝,谁劝也不听。”

“姥姥跟她说什么了?是交代后事吗?”

“差不多。你姥姥说,她不一定能撑过今年,有件事一定要告诉你婆婆。”

“什么事?”我急了。

“‘你后爸是你亲爸。”公公像脱水的行者走在沙漠上,艰难地嚼一块干馕。

“后爸是亲爸?”我喃喃重复,待反应过来,半晌说不出话。

三亲爸后爸

1954年1月到4月,三个多月,发生的事儿,于小梅三十多年都没有消化。

春节前,她在徐州电话局与司马奋强通话,得知司马调动去青海的事有困难,结婚证还是领不成,她主动挂断电话。心痛引起胃痛,于小梅蹲在地上,好一会儿。稍后,她回医院做了检查,发现怀孕已两个多月。

秘密无人分享,于小梅只能一个人在夜里咬着被角哭。

秘密被母亲发现,那个灯火通明的夜、开家庭会议的夜,父母和她约定,过了春节,如果司马还不能带着介绍信来,她就要服从安排,嫁到外地。

这期间,小梅写给司马的信,都被小梅的母亲拦截;司马寄来的信,也都被她封锁。

没有信的日子,小梅整天以泪洗面、心灰意冷,她为司马找了各种理由,太忙或彼此都需要冷静,然而,她的内心却附和着母亲的质疑——

如果司马想娶你,为什么一直不来徐州?一封信也没有?

如果司马不是在意他的前途,为什么不能弃之不顾,辞去公职也要和你在一起?至于拖到现在?

如果司马真的在意他的前途,你现在逼着他娶你,他就算娶了,你这一辈子也是欠他的,你还得起、我们还得起吗?

目前的形势,谁都看不清楚。妈和爸有一天也会自身难保,最好给你找个老实可靠、贫苦出身的,不求有大出息,但求他的苦能罩着你,过上安稳日子。

……

春节很快到来,小梅凸起的肚子慢慢显怀,小梅的母亲在苦口婆心外,开始忙碌起其他的事。

一个湿冷的雨天,她敲开铁路医院院长办公室的门,在感谢院长对小梅的栽培之余,娓娓诉说着女儿的困境和最大的秘密。

院长和小梅母亲同龄,沉吟片刻,她决定为小梅安排流产手术,并表示,如果需要,还可以开一张肝炎的病假条……

但小梅拒绝手术。

与此同时,小梅的姐夫用最快的速度去了趟西安。他的发小姓张,在西安铁路局工作。老张的妹妹是该市城南铁路医院的护士,和丈夫两地分居,想对调到徐州来。老张央小梅的姐夫帮着踅摸可以对调的人已有一段时间,如果不是小梅和司马早是一对,老张甚至想帮小梅介绍个西安的对象,以成全自己的姨妹。現在,双方都有这个需求,当事人也同意,对调,很快就批了下来。

姐夫和老张握手告别时,还拜托他再做一件事,帮小梅迅速嫁掉。

关于找个什么样的,小梅只有一个要求,能容下她和她的孩子。

老张在周围扒拉了一圈,最终锁定孙福成。一个山东逃荒来的司炉工,三十岁,还没转正。逃荒路上,死了老婆、孩子,人老实、心地善良,就是穷了点儿,但知根知底,认识好几年了。

老张随信附来孙福成的照片,没有更好的选择,小梅的父母冲姐夫点了头。姐夫再问小梅,小梅把脸偏过一边,看都没看照片。姐夫再看姐姐,姐姐眉毛一皱,示意“就这么着吧”。于是,姐夫在灯下给老张回信,把这事儿给定了下来。

车票、行李、手续都用最快的速度弄完。1954年,果然如小梅的母亲预言,她和小梅的父亲在单位受到冲击,是姐夫送小梅去的西安,老张和孙福成在西安站接的车。

那天,于小梅进了孙家的门,所谓孙家,只有孙福成一个人。两人面对面无声坐着,终于,于小梅想对孙福成解释一下过往,孙福成拍拍炕沿儿先开口:“别说了,我都知道了。我命苦,你也命苦,我们成个家不容易。说起来,我还配不上你,你是医院的正式工。只要你不嫌弃我,以后,你就是我老婆,你生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会一辈子对你们好。”

说完,孙福成就去忙了,还特地为小梅煨了一只猪脚。

马不停蹄,小梅去城南铁路医院报到。

孕期心情抑郁,工作又忙,小梅生产时,整整提前了两个月。外人看来,恰是足月。

小梅没奶,孙福成千方百计,搞到一只羊。

一日,于小梅绑着头巾,披着棉袄,坐在炕上。她拍着襁褓中的孙敏,透过平房窗户,看见孙福成在屋外挤奶。沧海桑田、天翻地覆、造化弄人、随遇而安……一个个成语从天而降,落在她眼前。她把孩子拍睡着了,端详着孩子的脸,轻轻说:“咱俩也要一辈子对他好。”

孙福成给孩子起名“敏”,过了很久,小梅才知道,那是他在灾年夭折的女儿的名字。他也确实兑现了诺言,将孙敏视如己出,是那个年代少见的生闺女还要散红鸡蛋的好爸爸。

1971年,司马奋强四处打听城南铁路医院是不是有个叫于小梅的护士、是不是徐州人、是不是在北京培训过,孙福成和于小梅的生活如齿轮般咬合精准、正常运转,亦如古井水宁静幽深、波澜不惊。

1978年,表彰大会结束,当晚,于小梅躺在床上,将头斜倚在孙福成的肩膀处,她提起自己见到了司马奋强。孙福成问:“谁是司马奋强?”于小梅这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向丈夫提过前男友的名字,于是,她用更准确的词,“小敏的亲爸”。

她明显感觉孙福成的肩和整个右臂顿时僵了。结婚二十四年来,孙福成第一次向她发火,他推开妻子,坐起来,披上衣服,走出门。于小梅问他:“你去哪里?”孙福成没理她,于小梅扯件衣服套上,跟着出去,只见孙福成拿着烟袋,坐在平房廊下一只他亲手做的木头板凳上,烟袋锅敲打地面,发出沉闷的声响。

后半夜,孙福成带着一身烟味回来。

他躺下,于小梅没睡,看着他。他浓如墨的眉毛纠结在一起,像个加粗加黑的破折号。于小梅轻声说:“对不起。”孙福成重重叹口气道:“以后别说这种话了,我就是小敏的亲爹,咱们四个孩子的爹!”

他把头歪向一边,于小梅把他的头掰回来,就算和解了。

1994年,在亲爱巷漫步时,于小梅对司马奋强提起老孙的好、老孙的执念。

“他不是自私。”于小梅强调。

“当然,我懂。”树叶一片一片地落在司马奋强的皮鞋上,他的目光飘向很远的地方。

“这是他亲手建设的家,像一个堡垒。”于小梅感叹。

从徐州回西安,窗外,一路风景。

夕阳如一枚鸭蛋黄,远远挂着,司马奋强忽然对小梅说,他决定,出于对老孙的感激和尊重,有生之年自己绝不向孙敏主动提起他才是亲生父亲的事。虽然他早就猜到了,无论是孙敏的出生年月,还是她的肤色、轮廓、自来卷都已证明。其实,当年,他也猜到了,所以,才会抱着一定要再见到小梅的决心,调到西安,寻访她的下落。

“你后爸是你亲爸,你亲爸才是你后爸。”八十八岁的于小梅自觉时日无多,用枯柴一样的手握住六十六岁的女儿孙敏交代后事。她气若游丝,说几个字,就要歇一歇,“我想了很久,还是觉得要告诉你,因为,你的两个爸爸,都是好人。”

在孙敏的记忆中,有几幕,总也挥不去。

小时候,大概七八岁吧,全家一起去西安长乐公园。当时,她已经有了两个弟弟,但爸爸只把她扛在肩头,弟弟们在后面走。她绑着两个红色蝴蝶结,小辫子在耳边一蹦一蹦。她双手搂着爸爸的脖子,居高临下,不可一世,骄傲得像个公主。

插队时,她和一个同乡的男知青恋爱两年。男知青先回城,渐行渐远渐无书,她为此专门回了趟西安,发现他已和别人出双入对。

事发突然,她整日以泪洗面。起程回贵州的那天,她哭着问爸爸:“我以后是不是不会再遇到更好的人了?”爸爸看了她一眼,神色诧异,像把她的话当笑谈:“我闺女!怎么会?!”瞬间,她也意识到,嗨,天涯何处无芳草,真的是笑谈。

三十多岁时,孙敏的婚姻出现危机,因为婆媳关系。她气急败坏回娘家,机关枪一样“嗒嗒嗒”地说出自己的委屈。爸爸等她说完,拍拍她说:“别怕,真的要离婚,我们给你带孩子,你就安心工作。”她扑哧一笑,又觉得,没到那一步,算了。

再往后,是爸爸临终时。

儿辈、孙辈环绕着他,他说,他这辈子知足了,有这么好的一切,都别哭。他长叹一口气,闭上眼。

孙敏当时握着爸爸满是老茧的手,从温暖到冰凉。她迟迟不放,最后,被人强行拉开。

与之对应的几幕,也不断浮现在孙敏眼前。

爸爸灵堂上出现,给爸爸上香的高个儿老头,那是她第一次见到司马叔。

妈妈宣布要再婚时,她起初愕然,听完往事,再去看,有同情,有理解,还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的司马叔。

执意要和他们住得近的司马叔,他们,就是孙敏一家三口。

不摘爸爸遗像的司马叔,陪妈妈去上坟的司马叔。

唯一一次一起去旅游,跑前跑后张罗,一有机会就忙着按快门,提议去她插队的地方走一走的司马叔。

去華县前,佝偻着背叮嘱她,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妈妈,“我不回来了,不想你妈眼睁睁看第二个男人走”,眼神复杂的司马叔。

……

孙敏坐在沙发上,这些画面交错出现,两个爸爸影像交叠。

她号啕时,在别人眼中,六十多岁的她像个孩子。在她心里,她也确实是个孩子,是坐在老孙肩膀上,抱着老孙脖子,两只羊角辫一蹦一蹦的那个孩子。

她锥心地痛,只变成重复的称呼,“爸爸,爸爸”。她说不完整,她其实想说:“我想爸爸。”

而于小梅,在房间里睡着了,像要睡一个世纪那么久,十指相扣,放在胸前。

尾声

金桂飘香的九月,我和孟磊在景山闲逛,一粒小石子挡在我面前,我一脚将它踢飞。

疫情最紧张的阶段已过去,但口罩还挂在每个人的脸上。禁足几个月的人们如蜜蜂从蜂巢中放出,嗡嗡嗡一片,四散在各个看起来安全的景点。我和孟磊,趁周末,来公园转转。

自然,转转的不止我们俩。

老老小小。孩子们在前面奔跑,老人们蹬着球鞋,撸着袖子,弓着膝盖,拾阶而上。最老的老人坐在轮椅上,对,就是姥姥,她被女儿孙敏——我婆婆推着,顺着骑行的坡道,缓慢前行。她穿一件厚实的红毛衣,在绿树掩映下,一派宁静祥和。几乎无人记起,前不久,她几出几进医院,家人连病危通知书都签过了。

“姥姥的生命力真是强。”我们和他们保持着十米开外的距离,我羡慕地说。

“谁也没想到,她交代完后事,竟又奇迹一般,撑到现在。”孟磊附和。

“姥姥一生不容易,但她遇到了两个好男人。至于妈,亲爸后爸,都很伟大。”

“是啊,”孟磊拿手支着腰,喘着气,“对了,疫情过去,妈说,家里要重新装修下,墙要重粉,洗手间的下水道也老化了。最重要的是,要收拾出一块地方,把两位姥爷的遗像都挂上去,这些日子,她总梦到他们。”

“应该的,应该的。”我依偎着孟磊,沉默良久,又补充了一句,“我们也应该对他们更好点儿。”

孟磊拍拍我的头。

“喂,你们赶上啊!”我公公把贝贝抱起,扛在肩头。他们在前方回转身体,大声喊我们。

我和孟磊疾步向前,孟磊和我拎着大袋小袋,袋子里满是野餐的吃食。

婆婆扶着轮椅的把儿,将轮椅停在半山腰的亭子边,再往上,就只有台阶了。

我和孟磊把野餐布铺好,把酱肘子、卷饼、各种凉菜、酸奶、水果摆一圈,孩子嘻嘻哈哈坐内圈,大人们坐外圈。

我拿饼卷了肘子肉,用保鲜膜套着,走到婆婆和姥姥身边。

她们正顺着石头护栏从景山往下、往南看。这是北京最好的季节,秋高气爽,天蓝云白,故宫的屋檐像被神笔点过,每一撇都要飞起,琉璃瓦泛着金光,金光连成一片,姥姥正对着那片光,光折回来,映在她脸上,为她镶了一道金边。

姥姥的脸病过后越发小了,口罩有些挂不住。往前数七十年,她面颊鼓鼓,头发紧紧张张地塞在护士帽里,白色口罩上一对笑眼,是铁路医院公认的院花。

而今,她有些孱弱地倚在女儿的胳膊上,看向远方,像回顾一生,又像在思念谁。

责任编辑/谢昕丹

绘图/杜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