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瑶，肖静华，谢 康

(中山大学 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中国信通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认为，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其中，该白皮书2019年版增加了数字化治理维度，认为数字经济推动治理由“个人判断”、“经验主义”的模糊治理转变为“细致精准”、“数据驱动”的数字化治理，强调数字化治理引领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保障。本文主张，治理针对的是事前与事后机会主义，从经验驱动转变为数据驱动仅仅是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与现象，而不是治理创新。如果数字经济的治理是针对数字经济中的新型机会主义，那么，究竟什么是数字经济的治理创新？要回答好该问题，需要对既有的契约理论进行梳理。

脸书、苹果、谷歌、亚马逊和微软等成为全球数字经济的数据平台，有学者称它们为社会量化部门。腾讯、阿里、百度、美团、字节跳动等也正在构建起中国社会量化部门的阵地。这些社会量化部门与其他社会主体或个体的交流与交易关系依靠什么来维系？是依靠以往的正式契约、关系契约、心理契约或社会契约来治理，还是需要引入新的治理方式形成新型治理机制来应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挑战，这是数字经济治理创新逻辑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