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建怀

中国封建王朝，就文化兴盛而言莫过于宋朝。文化的兴盛，自然得益于文人，得益于作品，宋朝的文学更是历朝的巅峰，像著名的“古文运动”便是兴于唐而盛于宋，造就了一大批散文名家和散文名篇。而谈到宋朝的散文成就，有两篇文章不得不提，一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另一篇便是欧阳修的《醉翁亭记》。

这两篇文章虽然在主题上稍有差异，一写“天下之忧”，一写“太守之乐”，但有很多共同点：都是宋朝散文的扛鼎之作，成就彪炳史册;都是借景抒情，一者借“楼”，一者借“亭”;都因为同一历史事件——宋仁宗朝“庆历新政”失败，作为牵头人范仲淹、助推者欧阳修先后贬出京城后的创作，都是贬途之作。还有一点值得一提，二人是同僚兼好友，志同道合又惺惺相惜。

这两位好友因同一历史事件创作的两篇文章，自写成之日起便成为了人们争相传阅的美文和经典，俨然中国散文天空上的“双子星座”。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写下这两篇散文，其中有什么是非和曲折呢？

《岳阳楼记》的“天下之忧”

在宋朝三百多年间灿若繁星的文人官员中，真正称得上政治家的人并不是很多，范仲淹是其代表之一。范仲淹出身书香门第，自小勤学苦读，有着牛一般的耐力和韧劲，加上聪敏过人，终于学富五车。大中祥符八年（1015），27岁的范仲淹进士及第，从此踏上为官从政之路，开始了他跌宕起伏的人生，并以其文采风流和卓越才干而声名鹊起。

范仲淹“少有志操”，曾言：“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有“家国情怀”，有“安邦理想”，“胸怀社稷”而又有与之相匹的能力和担当，可謂怀才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