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超然

一、诠释的基底：“话语形构”的逻辑

学界普遍认为，历史的杜撰是从《左传》开始，而在此之前的《尚书》与《春秋》都未见虚饰。虚饰被视为一种对事件或事实的想象性描写，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人们对《左传》真实性和经典本身的质疑。然而，由文字或话语所载录的历史，就其本质而言，真实性终究都是无法全然复现的。 正如米歇尔·福柯指出，任何话语是“建构”事实而非“反映”事实，在其运作过程中将其意念或讯息施放出来。这种包含说与听（写与被写）双方的语言文字运作过程，势必牵涉到彼此在社会、文化中的阶级地位、角色扮演，也就隐含了权力的施加与承受关係，这就是“话语形构”。 即便是《尚书》和《春秋》，这些被认为是依据原始宗教的礼仪式载录体系，也只是反映了历史的某些事实，而非真相。换句话说，历史是依据叙述者的主体意识被诠释出来的。诠释以“史官”的面目出现，是《左传》叙事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与此关联的，是《左传》对《春秋》原始载录中那些不需要诠释的地方提供了诠释，它对传统文本权威同时存在破与立的建构，以此形成不通过神权而直接诉诸于人心的新权威。后人在翻阅这些“话语形构”时，更有价值的省思或许是透过这些语言文字等文化载体，去探寻其背后隐藏的文化认知体系或话语权力的旨意。

二、《左传》中诠释的现象：以鉏麑之死为例

被史官诠释的历史，它属于「话语形构」的载录，而载录的形式取决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