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华杰

自2013年首批6所高校获准颁布其办学章程以来，我国目前已有百余所高校的办学章程获准通过，依照章程治校已然成为高校办学的共识。高等学校章程这个大学内部的“宪法”，看似属于“新生事物”，实际上早有学校在近代中国大学萌发之际就进行了制度垂范。这所学校就是与山东大学具有一定渊源关系的文会馆。

1891年，坐落在山东登州(今蓬莱)的文会馆刊印了一部名为《文会馆典章》的学校章程，内附中英双语版本，明示办学的各项规章制度，向社会“指明该馆之大意”(1)《文会馆典章》，上海：美华书馆，1891年，第1页。，主要强调了章程在学校治理上的制度功能。但是，学界目前对这份章程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更缺乏综合性考察(2)据笔者目力所及，学界仅有郭大松、杜学霞编译的《中国第一所大学：登州文会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一书收录了《文会馆典章》的文本内容，但缺乏专题研究。其他相关成果多见于对文会馆校史的研究，如对文会馆相关史实的考述，参见郭大松的《晚清第一所现代大学登州文会馆若干史事考辨》(《史学月刊》2013年第9期)；文会馆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参见崔华杰的《登州文会馆与山东大学堂学缘述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登州文会馆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起源》(《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关于文会馆创始人狄考文在中国的文化教育活动，参见史静寰的《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等。。鉴于此，本文拟将《文会馆典章》置于它所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予以探讨，通过勾勒其文本的生成过程、分析其主要内容，揭示其所承载的时代意义和制度建设价值。

一、文会馆的制度化改革历程

1863年7月，美国人狄考文(Calvin Mateer)夫妇奉派来中国传教。在来华途中，这对夫妇就抱有教育传教的想法，计划在传教地开设一所学校(3)Hunter Corbett, A Record of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Work in Shantung Province, China, 1861-1913, p.81. 该书出版信息不详，原本藏于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所收郭显德档案处。。但因条件有限， 1864年1月他们抵达山东登州后，要与驻扎该地传教的梅里士(Charles Mills)一家共居寓所观音堂，又因“海禁未开，外人购产原非易事”(4)连警斋：《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上海：广学会，1941，第35页。，他们开办学校的计划只能暂作搁浅。该年夏天，梅家搬到城外居住，这为狄氏夫妇开办学校提供了极大便利。经多方筹措，学堂建设逐渐提上日程，狄考文在一篇日志中这样写道：“我们在这满怀希望地建立了一所学校”(5)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11, p.128.。9月，学堂招生授课，是为文会馆前身——蒙养学堂的发端。应该指出，开设蒙养学堂是狄氏夫妇的个人行为，学校的办学资质直到来年才得到差会批准。

学校初创时，校舍设在狄考文夫妇的住所——观音堂。这原是一处破败的寺庙，后被教会租用，修缮改建后做了校舍。教师多由教友兼职，主要讲授宗教知识。学堂“馆主”狄考文前期忙于巡回传教，后来又赴上海担任美华书馆的负责人。他去上海后，将学堂交由其妻打理，校务只能勉强维持、艰难运营(6)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p.293.， 结果可想而知。自1864年开办至1872年狄考文沪上归来，学校“共收生徒85名，而学满六年者仅4人”，“有用于教会者仅1人”(7)王元德等：《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21页。。

1872年，狄考文结束在美华书馆的供职，从上海返回登州，开始专心经营学校，在招生、教学和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制度化改革。具体如下：

首先，改革招生制度。办学初始，蒙养学堂就遭到思想尚未开化的登州士绅的抵制，在生源上选择不多，费尽周折才找到一些“寒素不能食”的学生入校就读。为保证教学秩序的稳定，学校为学生支付在校的所有花销，并与家长订立契约予以法理制约。但还是十分难尽人意，从1864到1872年，计有一半左右的学生或无故离校，或遭到开除，在校生退学情况严重(8)Irwin T. Hyatt,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166.。面对这种困境，狄考文认为，“一所学校要想健康地发展下去，起步阶段必须限制规模”(9)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China, p.138.。因此，在1873年，学校推行筛选招生制度，即对前来投学的学生进行资格审查。当时的审查标准偏重于学生的家庭出身，尤其偏向基督教徒家庭和地方士绅家庭，前者旨在维持学校的宗教教育目标，后者则为了提高生源质量和扩大学校的社会影响。

其次，推行收费制度。办学前期，学校“不惟免其脩金，并且丰其供给一切”，提供“衣履、靴袜、饮食、笔墨、纸张、医药、灯火以及归家路费”(10)王元德等：《文会馆志》，第54页。。随着教学质量的提高，来校学生增多，学校逐渐改变“大包干”的免费政策。1870年学生开始自理服饰，1874年又须缴纳被褥、住宿费、书籍和笔墨等费用(11)Irwin T. Hyatt,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p.167.。根据文会馆毕业生王元德的回忆，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学校开始收取学习费用，凡入校选修自然科学课程的学生每年须缴纳学费(12)《文会馆典章》，第3页。。

再次，实施层次教育。办学前期，学生年龄参差不齐、学业基础不同，既不利于教师授课，也无法实行统一管理。随着生源稳定，在校生规模扩大，学校施行分层教育。对于没有文化基础的学生，先来备斋学习；在升入正斋之前，还要通过中文基础知识的考核。1876年，登州文会馆则将这一分层教育办法系统化，设置了正备两斋的分层教育办法。其中，正斋实行6年学制，备斋定为3年学制，按级授课，以级递升。实际上，当时实行大学教育尚无合适生源，学校因此仿照欧美大学预科制设立备斋，以便为具有现代高等教育性质的正斋培养预备学生。这种分斋制和年级制的教学体制在知识传授上由浅而深、由约而博，比较符合被教育者的认知规律。

最后，订立日常管理制度。学校先后制定了斋舍条规、讲堂条规、放假条规、禁令条规、赏罚条规以及礼拜条规，对学生的日常起居、作息制度、假日安排和奖励惩罚诸方面作了详细规定，使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有章可循，注重人格修养，养成自律品性。

随着制度建设的顺利进行，学校发展渐好，规模日渐扩大。文会馆开设之初，馆主狄考文把住所观音堂兼作校舍；3年后，随着来校学生增多以及差会经费支持的稳定，狄考文建造了一座洋楼当作寓所，把观音堂全部改为校舍。到了1886年，学校建造了一幢西式教学大楼，“一切讲堂课室、物理仪器、动植标本，悉列其中”(13)王元德等：《文会馆志》，第27页。，还新建博物陈列室和教师住宅，并将学生宿舍扩建到容纳百名学生入住的规模。此时的文会馆，“西临西菜园……北展至菜园道，东至民房，南至大河”，基本设施齐全，展现出一所现代大学的景象。“该时所谓高等学校，照全国而论，当以登州文会馆为第一。”(14)连警斋：《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第35页。也正是看到文会馆因制度化管理而成效匪浅，狄考文等西方人在创设京师大学堂时才提出一个重要建议，即只有解决“欲求规制之尽善”的问题，才能打造一所真正的大学(15)狄考文等：《拟请京师创设总学堂议》，《万国公报》第101册，1897年6月，第402页。。

二、《文会馆典章》的文本内容

1891年，文会馆将其27年来的办学实践予以总结，定名为《文会馆典章》，以中英双语版本在上海美华书馆出版，书名前还加注学校办学点“登郡”两字(16)文会馆名称的变迁，参见郭大松：《晚清第一所现代大学登州文会馆若干史事考辨》，《史学月刊》2013年第9期。。章程的中文部分共17页，计约2000字；英文部分只有13页，涉及职员名录、课程目录、课程简介、学校概况和毕业生名录，其内容实际上是从中文部分翻译而来的。

《文会馆典章》尽管没有按照类别分列各项规章制度，然从其结构上可将之归纳为三部分内容：一是学校概况，计20条目，主要概述学校历史、班级设置、招生条件、管理制度、办学特色和学杂费用等；二是学校课程，按照年级细列出6年正斋的55门课程名称和3年备斋的23门课程名称；三是教员名录和毕业生名录，详列了在职中西教员名单以及建校以来所有毕业生的籍贯与工作去向。整体而言，《文会馆典章》虽然不像当今高等学校章程那样有着专门的章节划分，形式上也仅是陈条列项，条文之间的逻辑关系较为松散，但其文本在结构和内容上还是独具特色。

(一)结构上具备了大学章程的基本要素

从时下标准来看，大学章程的文本结构一般有序言、正文和附则三部分，如教育部2014年核准通过的《山东大学章程》分序言、总则和附则，共计8章76条(17)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学校章程核准书第16号》，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8144/201412/xxgk_182104.html.访问日期：2021年4月6日。。《文会馆典章》虽然缺乏逻辑严密的层次结构，也没有涵盖现代大学章程的方方面面，然而仔细分析其内容，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它已然具备了大学章程的基本要素。

在办学宗旨方面，章程明确学校的办学宗旨在于“洞识各种要学，借以鼓舞后生，振兴学校，而为利世有用之士也”。所谓“洞识各种要学”，就是学生在读期间要“周知天下之事，而遍格物之理”；而“利世有用之士”，就是学生毕业后要有益于助推中国社会的发展。(18)《文会馆典章》，第1页。

在学生招收与培养方面，章程首先规定了学生的入学资格：“凡入馆者，必品行端方人也。即品行端方，而赋质庸弱，若亦恐不能毕此课程。且初来馆时，学生之父或其家长，必须与馆主具保立凭，允按课程读毕，方许出馆”。审查入学资格之后，鉴于学生年龄不同、基础各异，章程对学习的级别和年限也有不同规定。即使学生“聪明颖达”也须经过五六年的学习才能进入“首班”即正斋一年级学习；其他教会的学生须持牧师书信作为凭证，方可来校学习；一些基础较好的学生，若对于“备斋课程内之书，有未及学者”，则应在备斋补习。(19)《文会馆典章》，第2-3页。

在课程设计与考核方面，《文会馆典章》附列正斋第一年到第六年所授的55门课程名称以及备斋第一年到第三年的23门课程名称，并在章程英文版介绍了西方知识类课程的大致内容及教材来源(20)Thenchow College, Catalogue of Tengchow College,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Press, pp.4-6.。物理、化学、天文学、几何学和代数学等西方知识类课程每学期考试一次，其他课程则每学年考试一次。总成绩由平时成绩和卷面成绩两部分构成：平时成绩为口试，占总分的三分之二；卷面成绩为笔试，占总分的三分之一(21)Thenchow College, Catalogue of Tengchow College, p.7.。学生修完课程并考试合格，“馆主欲为表之，故特赐一文凭”(22)《文会馆典章》，第4页。。

在学杂费用收取方面，《文会馆典章》对各类费用的支付都作了明确约定，有章可循。如学生假期回家的路费由“馆主各按其远近与之”，回馆时“须家中自备路费”；而“按课程专心读书者，馆中皆供其饮食”，否则自付费用；若有前来选修自然科学课程的学生，则“每年出大钱拾千，并自备所用之书籍、笔墨及往返路费等事”，自由来回，“任其自便”。(23)《文会馆典章》，第3、5页。

《文会馆典章》虽然没有像当今大学章程这样具有相对明确且富有层次的结构形式，也遗漏了大学章程所应有的其他一些要素，但将它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考量可以发现，《文会馆典章》基本打造了近代大学运行的基本管理体系，并对推进近代中国大学的制度管理作了早期探索，从而开创了章程治校的先行典范。

(二)管理上主要指向学校的内部关系

如何招募生源？学生入学后如何进行有效管理？如何“振兴学校，而为利世有用之士”？这一系列问题的成功解决，正是学校发展的根基所在。在学生招收上，《文会馆典章》规定开设“备馆”(即备斋)，为正斋招收预备学生：“兼设一备馆，即备入课程之首班也。此备馆之课程，定为三年，年满方准入文会馆。备馆课程亦列于后”。对备斋学生的资质，章程规定：“凡入备馆之抵自，必先读毕四书，讲妥两论，方能收纳。若学生离家近处已有教会学房者，必先在彼学房讲毕四书，方可来馆；若系教友家之学生，更当持其牧师书信，始为情通理合”(24)《文会馆典章》，第2页。。学生入学之后，章程对学生的学业要求和毕业考评也有明确的规定：“各班所学之书，每至伏日与年终放学时，必详为考试。各班考准者，即升上班，不准者即罚令仍学此班，或遣之归家”(25)《文会馆典章》，第2-3页。。顺利完成6年学业考核要求的学生，方能被学校授予文凭以示其系统地学习过科学文化知识。

一般来说，学校章程在功能上着眼于调节学校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而学校的内部关系主要指校方和教师、校方和学生、教师和学生这三重关系。就《文会馆典章》的上述规定来看，其章程的出发点在于满足办学的实际需要，主要调节校方和学生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的调节基本站在学校单向管理的角度，而忽视了学生的反向权益。

(三)课程设置上强调中西并重

创校之初，为便于招徕生源，文会馆出资聘请教会文书张赣臣讲授中国儒家典籍。随着西学东渐，民风渐开，加之生源增多，学校与时俱进，增设不少课程。到了《文会馆典章》1891年付梓之时，学校已形成了以中国儒家经典和西方科学为主要构成的课程体系。

考虑到科举考试关乎学生前途，章程在多方面重视中国科举应试知识的教授与实践运用，规定“诗文一事，既为时务，故本馆每七日一课，且延名师批阅诸卷”(26)《文会馆典章》，第3页。。通过对《文会馆典章》所列课程的梳理发现，文会馆在正斋和备斋的各年级均开设中国知识类课程，其中正斋6年开设的55门课程中，中国知识类课程达31门之多，占比56%；而备斋3年开设的23门课程中，中国知识类课程计有10门，占比也有43%(27)据《文会馆典章》统计而成，参见该书第6-11页。。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文会馆典章》规定的这些中国知识类课程，除儒家典籍课程之外，还开设“作文”“作诗赋文”“念赋”等，显然也是出于学生要参加科举考试方面的考虑。正是学校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重视，文会馆毕业生邹立文曾在蓬莱府试中选，此后又有17名学生相继在各层次的科举考试中取得功名(28)Irwin T. Hyatt,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p.167.。

至于西方的科学知识，更是《文会馆典章》课程设置的重心所在，诚如狄考文所言：“中国与世隔绝的日子屈指可数，不管愿意与否，西方文明进步的潮流都将向其涌来，而且，这种不可抗拒的潮流必将遍及全国”(29)Calvin Mateer, “The Rel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Education”, in Recorder of the General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Shanghai, 1877,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Press,1878, p.177.。为此，秉持“格物、化学、天文诸书，本馆非但欲学者玩书中之成说，更欲学者贯言外之妙理”的教学理念(30)《文会馆典章》，第3-4页。，文会馆既开设“数学”“代数学”“形学及圆锥曲线”“化学分质”“代形合参”等基础科学课程，也讲授“八线学”“诸形量法”“力水气热磁”“光电”“量地法及航海法”“地学及石学”等应用性实学知识。

综上，《文会馆典章》中西并重的课程设置特点，目的在于让学生“皆欲征信格致之事，洞达各学之理”(31)《文会馆典章》，第4页。，经过正、备斋课程的系统训练，精通西方知识、擅长实用之学，“能够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32)Calvin Mateer, “How May Educational Work Be Most to Advance the Cause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in Recorder of the General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Shanghai,1890,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Press,1890, p.461.，从而推动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以及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

三、《文会馆典章》与中国近代大学的章程建设

《文会馆典章》刊印之后，大学与章程的关系在晚清变得紧密起来，如1895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呈送《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1898年梁启超等人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1902年山西巡抚岑春煊呈奏的《设立晋省大学堂谨拟暂行试办章程》等(33)对这些中国官立大学章程的综合研究，参见王杰、祝士明编著：《学府典章：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初创之研究》，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这些立校章程虽然与《文会馆典章》好似只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难以建立它们之间的演进关系，然而通过文本内容的比较，还是可以梳理出《文会馆典章》所承载的独特的时代意义和制度建设价值。

(一)树立了近代大学实施章程治校的制度样板

在过去的研究中，学界之所以认为山东大学堂的《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是“中国最早的大学章程”(34)顾瑞雪：《科举废止前后的晚清社会与文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2页。，就是因为这份简称“山东章程”的办学折稿走在全国前列并得到清廷的高度认可，“着政务处即将该署督原奏并单开章程，通行各省，立即仿照举办，毋许宕延”(35)璩鑫圭等：《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8页。。后来，学部大臣张百熙奉旨将山东大学堂办学章程转送各省之后，各地总督和巡抚在复折中均称，除参酌本省情形稍微变通外，一切条规均略仿“山东章程”(36)璩鑫圭等：《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64-74页。。事实上，“山东章程”的体例与内容多借鉴了《文会馆典章》。关于这一点，笔者曾在前期研究中从办学宗旨、管理体制、课程设置、师资聘用和学生管理诸方面条分缕析，明确了《文会馆典章》在“山东章程”成型过程中发挥的“底本”也就是文本基础的作用(37)崔华杰：《登州文会馆与山东大学堂学缘述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可见，《文会馆典章》在近代大学章程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不仅早于“山东章程”，更是发挥了“为继起者规式”的制度示范作用(38)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页。，因而具有不可忽视的时代意义。

(二)开创了先办学再立规章的章程设计模式

晚清时期中国自主兴办的新式大学，一般采取先拟章程上报朝廷、获批准后才能开校运行，也就是采取了理论走在实践前面的章程设计模式。如作为戊戌变法“新政”之一的京师大学堂，就是在梁启超等人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基础上才得以兴办的(39)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5-47页。；王文韶向朝廷呈奏天津海关道盛宣怀所拟的《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获准之后，北洋大学堂的前身天津中西学堂才开校招生(40)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16-18页。；袁世凯上折改设新式学堂并附件阐述学堂章程，兴办学校的第一步也是要获得朝廷批准(41)袁世凯：《遵旨改设学堂酌拟试办章程折》，廖一中、罗真荣整理：《袁世凯奏议》，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7-340页。等。晚清官办学校这种先拟章程再兴学校的常见模式，不仅天然地决定了它们不得不承袭传统教育模式并维护旧有的封建体制，而且这种理论先行的办学路径也会导致其章程在付诸实践中难免不与现实脱钩；而文会馆1891年在上海美华书馆刊印办学章程时，实际上已运营27年之久，正如其章程所言：“大美长老会开设学堂于登郡已历有27年矣，因欲指明设馆之大意及馆中之规条，遂刊印此卷，以明之焉”(42)《文会馆典章》，第1页。。从一所只有五六名学生的蒙养学堂发展到不仅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而且还是“中国最好的大学”(43)Irwin T. Hyatt,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pp.174-175.，文会馆所开创的这种先办学再立规章的章程设计模式，乃是对其办学实践和教学规律的总结。对高等教育初创时期的近现代中国而言，这种路径不仅具有适用性还具有科学性。因此，京师大学堂于1912年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之后，历经8年的办学实践，才重新拟定了学校章程《国立北京大学内部组织试行章程》。同样，北洋大学堂在1912年更名为北洋大学校之后，也是建基于多年的办学活动之上，在1925年订立了符合本校办学实际的章程——《国立北洋大学校学事通则》。

(三)践行了中西知识“平衡发展”的路向

高等教育之所以在晚清时期萌发，其中的西方因素显而易见，诚如民国著名教育家梅贻琦所说：“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44)梅贻琦：《大学一解》，《清华学报》1941年第1期。。在移植或效仿西方教育教学体制、建立新式大学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中西知识的关系则是各校始终无法回避的问题。整体观之，文会馆与中国其他大学在处理中西知识关系上大致践行了以下三条路向：一是以京师大学堂为代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路向。京师大学堂在开办之初，管理书局大臣孙家鼐在《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明确了学校的办学宗旨。他说：“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括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45)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第24页。显然，这种模式的要义就是借用西方科学知识与技术维护中国传统的封建体制。二是以北洋大学堂为代表的“西学为主，中学为辅”路向。在倡办新式大学时，盛宣怀专门强调：“日本维新以来，援照西法，广开学堂书院……仅十余年，灿然大备”(46)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4页。。因此在实际办学中，北洋大学堂援照西方模式进行办学，从而先行示范了“西学为主，中学为辅”这种办学路向。当然，其照搬国外大学制度的弊端也显露无遗。三是以文会馆代表的中西“平衡发展”路向。作为一所由西方人创办的学校，文会馆在办学实践中能将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地位与西方科学知识看齐，其原因正如狄考文所言：“察泰西诸国用以兴学校之法，大同小异。然而为中国计不能全以西法代之，只可随时势变通而已”(47)狄考文：《振兴学院论》，李天纲：《万国公报文选》，北京：三联出版社，1998年，第243页。。这种“随时势变通”的兴学方针体现在为学生未来之计而开设的各种中国知识类课程，还体现在为推动社会发展而教授的实用性西方知识类课程。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来看，文会馆这种路向所彰显的平衡发展中西文化的思想意识，为中国大学在处理中西知识关系上提供了一条可以借鉴的宝贵路向。

(四)彰显了高等教育所应担负的国家责任

《文会馆典章》第一条即开宗明义：“设此馆之大意，原欲学者洞识各种要学，借以鼓舞后生，振兴学校，而为利世有用之士也。”文会馆对“利世人才”的培养，实际上就是考虑到当时晚清学塾教育所培养的学生无法担负起国家近代化发展的历史使命，而自觉地承担起为国家培养实用人才的责任。而且《文会馆典章》所设立的“振兴学校，利世有用之才”的育才目标，清楚无疑地奉行了兴学强国的办学理念。根据其文本内容来看，《文会馆典章》主要在两方面体现了学校对国家的责任：

一方面，强调品德塑造与知识教育并存，注重学生的德性教育。学生取得入学资格的首要条件，就是“凡入馆者，必品行端方人也”；入学之后还要“增才辩、开知识，以达其所学也”(48)《文会馆典章》，第4页。。《文会馆典章》这种对学生德育的重视，在此后学校的发展中得到了贯彻。《文会馆志》记载了各项规章制度，涉及学生学习生活的多个方面，使之言行有规、处事有据，养成道德规范。如禁令条规主要惩戒败风恶俗，对吸食鸦片的学生“绝不稍有宽假，一经查出，立即开除”；对酗酒的学生则“一经查出，绝不轻恕”。赏罚条规则主要针对学生的日常人际交往，“争执、肆骂、吵闹等事”均要被登记造册，由馆主也就是校长“辨其曲直，判其是非，以训诫而惩责”。(49)王元德等：《文会馆志》，第32-34页。除了纪律约束，《文会馆典章》还重视学生国民意识的塑造，在馆中设立一家名叫“摛藻”的社团组织，采取“念论”“代讲”“讲论”“谈论”四种交流形式，“皆所以增才辩、开知识，以达其所学也”(50)《文会馆典章》，第4页。。随着来读学生的增多，“摛藻”又分设“高谈”“阔论”和“育才”三会，“所订章程，一仿合众国议院办法；所列功课，俨若辩学家演讲题文”，以期“练达任事之才，为他日国民自立地也”(51)王元德等：《文会馆志》，第20页。。所有这一切，皆充分说明学校对学生国民意识的有意塑造。

另一方面，西方科学知识传播和实践运用相结合，培养实用人才。《文会馆典章》除了规定学生必修的西方知识类课程，还格外重视理论知识的实际运用和落地操作。章程规定，学校应购置“各等机器”用以学生实习，诸如水学器、气学器、热学器、声学器、力学器、磁学器、光学器、电学器、天文器、量地器、电报器、地学器及各种生物化石，“亦欲诸生读书之余，至此房内观造器之具，学造器之法，以仿造诸器”。除了罗列所购西方仪器设备的类目，章程还明确规定实践运用的作用：“试验各学之理、各学之用”。(52)《文会馆典章》，第4页。这种西方科学知识传播和实践运用相结合的培养方法，有利于培养晚清社会急需的实用人才。如文会馆毕业生冯纯修、葛世泽等人在读期间就成立了教学仪器研制所，所制设备“除供应本堂应用外，各省学堂亦争相订购”(53)王元德等：《文会馆志》，第6页。；丁立璜在济南创办山东理化器械所，专门生产西方现代仪器，其产品曾在南洋劝业会上获奖(54)陆费逵：《记事：本国之部》，《教育杂志》1910年第11期。；其他毕业生也是因精通西方知识而从事多种职业，投身于政府以及学校、医疗、商业等行业，实现了晚清新式学校所奉行的“不独为官，并有益于各业”的培养目标(55)林乐知等：《广学兴国说》，《万国公报》第101册，1897年6月，第398页。。

总之，深陷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真正的病因实际上正如西人所言“不患贫，不患弱，特患无人才”(56)狄考文等：《拟请京师创设总学堂议(附跋)》，《万国公报》第101册，1897年6月，第398页。。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要想造就人才，必先振兴教育，而欲振兴教育，别无其他捷径，唯有广设大学。因此，新式大学在晚清诞生之初，就肩负着为国育才和兴学强国的历史责任。《文会馆典章》就是秉持德性教育以及知识和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针，以培养社会急需人才为目标，彰显了大学对国家所应承担的责任。另外，其“利世有用之士”的育才目标不仅迎合了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向，而且还被中国其他官办大学所承袭。如1898年张百熙在奏设京师大学堂时指出：“值智力并争之世，为富强致治之规，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之人才，以求人才之故而本之学校”(57)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第55页。；1901年袁世凯在请办山东大学堂时也说：“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以今日世变之殷，时艰之亟，将欲得人以佐治，必须兴学以培才”(58)袁世凯：《遵旨改设学堂酌拟试办章程折》，廖一中、罗真荣整理：《袁世凯奏议》，第321页。等。这无疑都道明了近代中国大学在面临民族生存危机时所应担负的历史使命和价值追求。

四、结语

诞生于新旧冲突和中西融合的晚清中国，《文会馆典章》虽然类似于现今的大学章程，然而并没有摆脱时代的窠臼，存在一些天然性的缺陷。如章程的文本结构单一，其内容尽管勾勒了办学宗旨、生源招收、学费收取和课程设置等章程的大致框架，但学校的组织结构、领导机制和决策机制等治理结构方面却无涉及；章程虽然总列20条目，但条文之间既无类目之分且逻辑关系松散；章程大幅列举开设课程以及师友名录，按照当下制定大学章程的标准来看，此类内容断然难以进入表述范畴等。尽管存在着多种不足，但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来看，《文会馆典章》深印着时代发展的轨迹，即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建设的制度化进程。而正是因为这种制度化建设的开展和推进，才逐步保证了近代中国大学在办学行为规范上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它不仅强化了依章程治校的大学发展理念，而且促进了各校治理结构的日趋完善，最终大力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转型。

《文会馆典章》自1891年问世，至今已有130年的历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在近代开展制度建设的一个缩影。它在章程治校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对于我国当下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尤其是章程建设不无参考价值，即大学章程的制定务必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并积极回应时代命题。文会馆虽然起初由西方人创设并以西方现代大学制度为模板，但毕竟根植于中华大地，且面临着中国社会近代化的特定社会历史环境，因此，这决定了它要在本土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双重矛盾冲突之中，只有积极回应中国近代社会的时代命题，才能赢取生存空间和发展环境。而且，也正是对特定社会历史环境和不同时代命题的不断回应，文会馆才逐渐完成了本土化的进程，其章程所承载的精神价值也在这一进程中为学校不同发展阶段所承接、延续并发扬光大。因此，尽管文会馆后来经历了广文学堂、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等不同的校史变迁，但《文会馆典章》所倡导的“利世有用之士”的育才目标，所表达的引领时代风潮的天下情怀和家国担当精神而形塑了学校不同发展阶段的价值追求和制度遗产，并最终成为山东大学堂“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这一办学宗旨的价值源头，为山东大学的办学历史埋下了兴学强国的精神基因，成为一代又一代的山大人在面临民族危机时所应担负的历史使命和价值追求。这是《文会馆典章》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所在，值得我们深入开展学术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