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轶群

自1871年丹麦的大北电报公司铺设水线至上海，并开通海参崴—长崎—上海的海底电线后，清政府虽未正式允准开办电报事业，但电报已成为总理衙门与驻外使臣之间联系的重要渠道。1881年12月，清政府自建的津沪电报线开通后，供官商使用的电报网络被纳入全球的电信网，成为信息沟通不可或缺的手段。由于与“军国大计”的密切联系，汉字电码本的编制、电报的保密措施与相关情报网成为政治史领域关注的一个焦点。①相关研究参见夏维奇：《晚清电报保密制度初探》，《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4期；赖晨：《郑观应与清末电报保密》，《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2卷第5期，2009年9月；Tomas S.Mullaney,“Semiotic Sovereignty:The 1871 Chinese Telegraph Code in Glob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Jing Tsu and Benjamin A.Elman(eds.),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Modern China,1880s-1940s,Leiden:Brill,2014,pp.163-183；张文洋：《晚清电报的语法：汉字电码本的设计与应用》，《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4期。近年来，茅海建利用张之洞档案对张利用电报构筑的情报网也作出了细致的分析。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对于密电的编译与破解，学界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甲午战争时期清政府的电报泄密问题，但对日本于1880年代初期即已破译清政府的外交密电一事鲜有关注。②参见吕万和：《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密电码是怎样被破译的》，《历史教学》1979年第6期；宗泽亚：《清日战争》，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年，第416～433页；吉辰：《马关议和清政府密电问题考证补》，《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日本的大野哲弥虽然披露了“壬午兵变”时日方已破译黎庶昌与署理北洋大臣张树声之间往来电报的事实，但其未利用中方史料，误以为日方掌握了中国与日本往来的全部密电，忽略了总理衙门与黎庶昌的信息传递渠道，仍有进一步的探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