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桂周，肖白云，雷 昕

(湖南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6)

近年来，以美国颁布《新一代科学教育标准(Next Generation Science Standards:For States,By States)》为标志，国际科学教育理念从注重科学探究向注重科学实践转变，即实现了科学教育的实践转向。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理科教育政策也突出科学实践在科学课程中的重要地位，如《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将“重实践”作为高中生物教学的核心理念：“本课程高度关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实践经历，强调学生学习的过程是主动参与的过程，让学生积极参与动手和动脑的活动……”[1]国内多位学者对这种转向背后的原因进行了阐释。如唐小为等指出，从“科学探究”变为“科学实践”折射出美国科学教育研究者扭转课堂探究模式化倾向的努力，同时“科学实践”凸显了融合社会、认知、行为三个维度的实践观[2]。卢姗姗与肖思汉也均从“科学探究”与“科学实践”的差异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论述[3][4]。

可以看出，国内学者主要从“能动-必要性”的角度去解释这种转向的因由。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对科学探究所存在的不足的认识并不能够成为科学教育理念向“科学实践”转向的充分条件，因为即便科学探究存在内在的不足，科学教育核心理念也不必然向科学实践转向。笔者认为，科学探究向科学实践转向，有着更深层次的缘由与动力。这种转向需要从“结构-充分性”的视角展开进一步分析。这种转向，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从注重科学知识授受的科学探究到注重能力培养的科学实践的转向，并且这种转向因应了全球化的时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