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久江, 林 华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江苏 扬州, 225001)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是一种严重的急性炎症性肺损伤，患者病死率为27%～45%[1]。相关研究[2]报道, ARDS是重症监护病房(ICU)常见的临床综合征, ARDS患者占所有ICU患者的10.4%, 占需机械通气患者的23.4%。然而，仅51.3%～78.5%的ARDS病例能被临床医生识别，这表明临床医生治疗患者时往往忽视了ARDS的诊断[2]。因此，只有小部分患者可接受ARDS治疗措施干预，如小潮气量通气、高呼气末正压(PEEP)通气、神经肌肉阻滞剂和俯卧位干预[2]。ARDS诊断与治疗的主要挑战之一是缺乏简单的诊断测试，导致其诊断依赖于定义，但该定义无法鉴别ARDS的临床和病理生理异质性[3]。生物标志物的应用可为ARDS的病理生理机制研究提供重要依据，且有助于诊断、风险分层和确定候选治疗靶标[4], 现将ARDS生物标志物的临床应用进展综述如下。

1 诊断ARDS的生物标志物

目前，临床已发现许多生物标志物与ARDS具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性，可帮助诊断ARDS。晚期糖基化终产物可溶性受体(sRAGE)是其中之一，为肺泡1型细胞上表达的多配体受体的胞外结构域，是肺上皮损伤的标志物[5]。ARDS患者的血浆sRAGE水平升高，并与肺损伤的严重程度和肺泡液清除机制的损害程度有关[6]。发展为ARDS的创伤患者血浆sRAGE水平也会升高[7], 并与ARDS发生风险增加显著相关[4]。一项荟萃分析[8]评估了几种生物标志物与ARDS诊断和病死率的相关性，也发现血浆sRAGE水平与ARDS诊断的OR值为3.48。另一种用于诊断ARDS的生物标志物是血管生成素-2(Ang-2), 其可导致肺内皮屏障功能受损，是肺内皮损伤的标志物[9], 对于机械通气[10]或因创伤入院[7]的ICU患者ARDS的发展具有预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