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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茅盾“作家论”批评的特征

2021-01-08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21年5期
关键词:茅盾时代性文学批评

马 蔚

文学研究

论茅盾“作家论”批评的特征

马 蔚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在茅盾早期的文学批评中,以现实主义为核心的“为人生”趋向是其文学观的主线,这个主线也贯穿于茅盾的“作家论”批评中。他的“作家论”批评受到其文学观的影响,随着文学观的变化,“作家论”批评呈现出注重时代精神、强调真实性、从阶级角度分析三个显著特征。这些特征反映了茅盾对时代主潮的把握、对创作倾向的引导以及向政治的靠拢。茅盾的“作家论”批评适应了当时时事政治环境的需要,虽然从客观上看这种功利性的批评难以兼顾作品艺术方面的特色,但在当时仍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为之后的文学研究和批评活动提供了借鉴。

“作家论”;“为人生”;阶级;时代;环境

关于茅盾的“作家论”批评,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是他写于1927—1934年间的六篇评论性文章,分别是《鲁迅论》《王鲁彦论》《徐志摩论》《庐隐论》《冰心论》《落华生论》。除此之外,有学者曾将茅盾在这期间写的另外两篇评论性文章也归入“作家论”①。笔者主要以这八篇“作家论”为主,也会兼及茅盾写的其它一些与此相关的评论,以试图从各个角度,全面、宏观地考察茅盾的“作家论”批评。

在以政治为社会生活中心的时期,茅盾作为批评家不得不受到政局变化的影响。作为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建设的倡导者之一,“五四”时期茅盾提倡“文学为人生”,20世纪20年代后期向政治靠拢,30年代拥护“革命文学传统”。长期以来他的文学批评一直在审美与政治之间寻求平衡。作为一个社会责任感很强的批评家,茅盾对时局变化有着敏锐的把握,他的批评带有明显的“趋时”“遵命”色彩,但就实际影响而言,茅盾是一位优秀的批评家。

一、“为人生”的文学观与批评的时代性

在古代,文学批评是印象式的评点,带有一定的个人情趣。在现代,大多数批评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批评时重视特定历史和时代下作品所展现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并形成一种形式与内容相一致的批评模式,显示出与中国传统评点式的感悟批评迥异的现代特征。兼具作家与评论家身份的茅盾,是现代文学批评的典型代表。茅盾是倡导和建立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批评家之一,无论是批评作家作品还是把握文学发展的方向,他都一如既往地将现实主义贯彻到底。

茅盾在进行文学批评时,非常重视作品的题材以及作家对于题材内容深度和广度的把握能力,这是他文学批评的一个特色。在《读〈倪焕之〉》一文中,茅盾发现在新文学中描写广阔的社会生活、视野开阔的作品比较少见。他认为除鲁迅外,作家大多以现代青年生活作为描写对象,如许钦文的《赵先生的烦恼》、王统照的《春雨之夜》、郁达夫的《沉沦》、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冰心的《超人》等,并指出“这些作品所反映的人生还是极狭小的,局部的;我们不能从这些作品里看出‘五四’以后青年心灵的震幅”[1]288。茅盾肯定了这些作品对“人生”的反映,但并不满意,他所期待的“为人生”的文学不是某个人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而是能够反映五四时代精神的具有社会性的作品,即强调文学的时代性和社会性。由此也就可以理解,茅盾对庐隐那些带有自叙传性质的作品评价不高,是因为她的取材很狭窄。在《徐志摩论》中,茅盾反对徐志摩把自己诗情枯窘的原因归结为自己私生活的平凡,而认为他应到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中去取材。这些都说明茅盾在“作家论”批评时非常看重作品与时代中心的距离,注重作家对时代脉搏的把握。

茅盾文学批评的另一个显著特色是对时代性的强调。什么是时代性?茅盾曾阐释道:“所谓时代性,我以为,在表现了时代空气而外,还应该有两个要义:一是时代给与人们以怎样的影响,二是人们的集团的活力又怎样地将时代推进了新方向。”[1]236茅盾认为时代与集体是相互影响和作用的,人们的文学活动受到时代的影响,而时代也会因人们的努力而走向历史的必然。评价“五四”时代的文学成果时,茅盾曾叹息:“‘五四’时代是并没留下一些表现这时代的文学作品而过去了。”[1]232并说明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即是时代本身。他认为那时期正是“彷徨苦闷”的时期,“彷徨苦闷”的青年所具有的变态心理是需要感情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唯美主义来应和的,由此产生了一些表现个人苦闷情绪和描写婚恋的作品,如创造社的一些作品。在茅盾看来,这些描写个人私生活的作品不仅在题材上是狭小的,就其表现力而言也没能充分展现当时青年们彷徨的心情。也就是说,“五四”时期的作品没有深入到时代内部,展现广阔的时代氛围,比如政局的动荡、社会基层的动摇、思想界的混乱等社会现象,而只是描写了表面的烦闷,因而缺少必要的时代性和社会性。由此,茅盾讽刺《沉沦》的模仿者“连最小限度的时代苦闷也不能表现了”[1]288。茅盾对时代性的强调达到了严苛的程度,而这也表明时代内容的表现对作品的重要性。

从客观上说,“五四”时期新旧思想交替,文学革命的开展和文学社团的涌现催生出大量作家。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尚处于探索阶段,一些作家的创作带有明显的实验、先锋性质,如胡适的《尝试集》。可以说,“五四”时期是新文学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茅盾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对“五四”时期创作不景气的状况做出了解释:客观上是由于外国文学名著被翻译和介绍过来的很少,没有可供学习借鉴的技巧,主观上则是因为当时的青年作家大多数是学生,他们的生活单调无趣,这不仅限制了他们对题材的选取,也制约了他们觅取题材的眼光[2]。茅盾的分析不无道理,但也只是说明了原因的一个方面。事实上,“五四”时期不乏生活丰富多彩的到日本或欧洲留学的青年学生,他们眼界开阔,也具有阅读西方名著的能力。但这些人所创作的一些作品,茅盾并没有给予很高的评价,究其原因是由于他们文学观的抵牾,比如创造社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浪漫主义文学观就与茅盾的“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彼此对立,所以他们的作品茅盾自然难以理解和欣赏。

“五四”时期的一些作品虽然并不像茅盾所希冀的那样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仍产生了一些令人满意的成果。茅盾在《鲁迅论》中谈《呐喊》和《彷徨》时,认为里面“大都是描写‘老中国的儿女’的思想和生活”[1]128,并认为这些人在今天和以后依然是存在的。他认为鲁迅作品中所描写的是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思想和生活,展现了社会的普遍现象。鲁迅这两部小说集中反映了特定地区、特殊时期中国社会的一个面貌,再现了老中国儿女们的灰色人生,对此茅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能够抓住一个时代的全部”[1]132。毋庸置疑,鲁迅的作品深切透彻地揭示了当时中国的“病症”,抓住了时代的脉搏。在《鲁迅论》里面,茅盾除了关注鲁迅的小说外,也对他的杂文进行了评价,认为他的著作是青年们的行动指南。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大多是应时而作,有感而发,他的“呐喊”和“彷徨”在于引起国人的觉醒,拯救“沉睡”中的大多数。除鲁迅外,叶圣陶的《倪焕之》也获得了茅盾认可。他之前不无遗憾地叹息“五四”时期没有产生多少有价值的作品,直到看到《倪焕之》后,他发现这部作品突出地表现了他所强调的时代性,不由盛赞道:“把一篇小说的时代安放在近十年的历史过程中的,不能不说这是第一部;而有意地要表示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地受十年来时代的壮潮所激荡,怎样地从乡村到都市……这《倪焕之》也不能不说是第一部。”[1]233虽然在艺术方面,就人物的性格发展而言,茅盾坦言这部作品的后半部不如前半部写得精细,产生了头重脚轻的毛病。但从总体上来看,比起“五四”以后文坛上充斥着的一些信手捏来的“即兴小说”,它对转换时期革命知识分子的揭示是深刻的,甚至被茅盾称为“扛鼎之作”,由此可知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

茅盾的“作家论”批评是在其现实主义文学观的指导下进行的,其中对题材和时代的重视,又是以他所主张的文学“为人生”为旨归的。他曾说:“文学是为表现人生而作的。”[3]3茅盾是本着一定的社会功利性目的来进行文学批评的,他在评点作家、作品时认为作家应在体验生活的基础上,从各个侧面审视社会生活,着眼于作品所展现的“把握时代”的要求,用写实的手法展现广阔的社会生活本身。茅盾批评的意义不仅在于指导和培养文学新人,他更希望文学创作者们在透视时代发展的同时,能够起到引领时代的导向作用。

二、文学观的发展及真实性的强调

茅盾是一位实践型的批评家,比较重视实际批评。他关注各时期重大的文学现象并进行分析,对文坛的各种倾向也比较重视。他的批评着眼于时代发展的要求,努力为新文学呐喊助威,力图引导新文学的发展方向。茅盾初入文坛,就将文学看作是启蒙社会的工具,因而非常重视文学的“写实性”和社会性,所谓“为人生”“表现人生”,在他看来就是真实地揭示社会生活的面貌。要实现这一要求,就需要作家深入现实环境,观察生活、了解生活。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接受了泰纳和左拉的理论,形成了以现实主义为核心的文学批评观。

泰纳从实证的立场出发,提出文学批评要注意文学形成的“三因素”,即种族、时代与环境。茅盾最初明确表示接受泰纳的“三因素”说是在1922年松江暑期讲演会上的发言,讲演的题目是《文学与人生》。茅盾认为古代的中国人喜欢谈玄,不喜现实,具有中庸思想。因而中国的小说,无论好坏,末尾必然是个大团圆。对于环境因素,茅盾也认同泰纳的观点,认为“当时的思想潮流,政治状况,风俗习惯,都是那时代的环境,著作家处处暗受着他的环境的影响,决不能够脱离环境而独立”[3]211。茅盾批评“五四”时期文学创作的缺陷,认为新文学的大多数作家“道恋爱只及于中学的男女学生,讲家庭不过是普通琐屑的事,谈人道只有黄包车夫给人打等等”[3]212,他指出这种创作上的缺陷,根源在于新文学作家不能冲破个人狭小的生活环境到更广阔的现实中去体验和观察。在谈到时代因素时,茅盾指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时代精神的不同导致了文学面目的不同。两汉和魏晋之所以有各自的文风正是由于它们不同的时代精神所致。近代的西方崇尚科学,科学的精神重在追求真理,讲求实际,这时的西方文学是写实的。他因此而呼唤能真正表现“五四”时代精神、反映人生痛苦和现实黑暗的文学作品的出现。茅盾在讲演中一再引用泰纳的“三因素”说来要求文学的“写实主义”,他借鉴泰纳所提出的时代和环境这两个概念,并借此来强调文学的时代性和社会性。

如前所述,在茅盾看来“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除鲁迅外大多是不成功的。这是因为当时的文学创作尚处于草创期,大多数作品是在时代潮流的激发下应运而生,比如这一时期的“问题小说”。当时的作者从一般的社会命题出发,将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感悟融入到小说中,这些作品普遍存在主题先行、概念化、说教性等问题。以冰心的《超人》为例,为了表达作者的“爱的哲学”,作者介入到叙述者里宣扬母爱的伟大。此外,在小说中没钱看病的禄儿用知识分子的口吻给何彬写信,这样的描写不符合人物自身的逻辑。这样的写作围绕“问题”来设置人物和故事情节,具有严重的概念化倾向。“那时的许多作家固然很重视作品的时代性、社会性,注重思想意义和教化功能,希望作品都能起‘指导人生’的作用,可是又没有相应的生活体验,往往就向壁虚构。这种状况不利于现实主义的深化,也使‘表现人生与指导人生’流于空泛。茅盾为此感到苦恼,所以从1922年初开始,他由借重泰纳,强调创作的时代性、社会性,转向强调忠实的描写,克服向壁虚构的文风,这使他把目光投向了左拉的自然主义。”[4]自然主义重视“实地观察和客观描写”的态度与方法,这正好可以充当蹈空通病的“清毒剂”。

茅盾吸收了泰纳和左拉的理论精华后,在进行“作家论”批评时,引出了他自己的两个批评准则,一是要求作者要深入社会生活,真实地描写自己所熟悉的事物,二是要求作品能够反映时代精神,具有时代性和社会意义。茅盾认为:“准备献身于新文艺的人须先准备好一个有组织力,判断力,能够观察分析的头脑,而不是仅仅准备好一个被动的传声的喇叭。”[1]237他在此强调的是生活真实的重要性,他认为作家在创作之前应先观察、了解生活,投身于现实环境中去,在对生活有了一定认识的基础上再去描写、表现生活。这种观点是对当时一些标语、口号式作品的反驳。在《<地泉>读后感》中,茅盾指责蒋光慈作品中所存在的“脸谱主义”现象,指出在他的作品中,许多革命者只有一张面孔,而那些反革命者也没有因他们的身份、观念等不同而区别描写,而是戴上了作者主观幻想的“脸谱”,成为了同一个人。茅盾对此非常反感,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是对现实的曲解,这样做将会使作品大打折扣,也很难感动读者。他以高标准和严肃的态度来鉴赏和审视文学创作,对作家作品的评价虽然比较严厉,但对于新文学的创作有一定的引导和矫正作用。

以茅盾的“作家论”批评准则来看,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符合“要求”的作家并不多,但仍产生了一些“惊喜”之作。叶圣陶《倪焕之》除去艺术上的一些不足,无论是时代性、社会性还是写实性而言,在茅盾看来都是值得赞美的,并称其为“扛鼎之作”,可见这部作品在茅盾心中的分量。在《王鲁彦论》中,茅盾注意到叶圣陶和王鲁彦对小资产阶级的描写。前者深入地刻画了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后者对乡村小资产阶级的描写非常成功。茅盾从王鲁彦的创作风格、描写技巧等方面分析他的作品,发现了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农民们原始的冷酷和自私自利的小农思想,并对这种真实描绘加以赞扬。在茅盾的“作家论”批评中,对时代性、社会性和真实性的重视,也使他能够最早认识和把握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价值。鲁迅发表《一件小事》后,一些学者没有认识到这篇小说的价值,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称为随笔都很拙劣”。在《鲁迅论》中,茅盾则认为:“《一件小事》没有颂扬劳工神圣的老调子,也没有呼喊无产阶级最革命的口号,但是我们却看见鸠首囚形的愚笨卑劣的代表的人形下面,却有一颗质朴的心,热而且跳的心。”[1]114鲁迅是亲身经历过这件事后有所触动而作此小说,因而才能使茅盾感到“深厚的趣味和感动”。此外,茅盾指出《呐喊》所使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老中国儿女们的灰色人生,我们甚至可以在里面看见自己的影子。由此可见,鲁迅描写的透彻和茅盾独具的慧眼。

综合以上茅盾对作家作品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出,茅盾的“作家论”偏重的是作家在深入现实环境后如何在作品中展现某种社会现象,以及作家对时代氛围的感知能力,评价的重点在作品的主题和思想方面,而对于作家在艺术方面的创造力,茅盾是放在次要位置的。从客观上看,这样的批评方式有一定的机械性,但在政治氛围浓厚的社会环境里,却也有其合理性。茅盾的这种批评方式能够满足当时社会的需求,这也是他的“作家论”受到普遍重视的原因。

三、文学观的转变与批评的阶级性

茅盾在文学批评的早期认为文学应该具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功用,将文学与社会、政治和人生相联系。他提出文学要反映时代,并从社会现实出发,主张“文艺上的功利主义”,反对“为艺术而艺术”。此时的茅盾是《小说月报》的主编,他的主张和观点在文坛具有导向性作用。茅盾的这些主张是据当时的时代环境和政治局势而提出的,是时代的产物,也顺应了时代的发展。随着现实局势的变化,他的文学批评观也随之发生了转变。

1925年,以《论无产阶级艺术》为标志,茅盾的文学观发生了转变,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为人生”的文学观转向无产阶级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观。此后,他一直坚持和贯彻着这一文学思想,并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在《论无产阶级艺术》中,他对无产阶级艺术这个名词进行介绍,指出它是区别于资产阶级艺术的一种新的艺术,并具体地论述了无产阶级艺术的内容和形式。茅盾认为,文学批评产生于“社会的选择”和“人为的选择”,文学批评家是自身阶级利益的代言者。在这篇论文中,茅盾对无产阶级艺术给予了热情的赞扬,同时主张以对资产阶级文学进行破坏作为颂扬无产阶级艺术的陪衬。在《文学者的新使命》中,他提出文学家的使命是要表现被压迫阶级的需求,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尽一份力量。这些文章都表明了茅盾的无产阶级立场和他对当时社会思潮的认同与追随。

茅盾在写于1929年的《读〈倪焕之〉》一文中认为,“五四”时期与“为人生”唱反调的“为艺术”的文学,麻醉和诱惑了当时那些愁闷的青年,这些“资产阶级文艺的玩意儿”将文学引向了错误的方向,而这也是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价值不高的原因。这是茅盾在“革命文学”论争后对文坛创作现状的总结,借此也表明了他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观的拥护。“五卅”运动爆发后,原来那些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成员们改变了宣言的方向,开始了对“革命文学”发言权的争夺。创造社的转变证明了茅盾之前的观点,即时代对社会人心的导向作用。此时的茅盾也开始由文学为“人生”服务,具体地转向了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不仅是他自我选择的结果,亦是时势所趋。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析《倪焕之》时,茅盾肯定了其中所体现的鲜明的时代性,认为它不仅表现了时代的空气,而且在倪焕之身上也体现了时代对于人们的影响。同时,他又指出倪焕之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法承担时代所赋予的重任,这一论断是从阶级角度来分析作品主人公的发展前途的,表明了茅盾在文学评论时对政治的靠拢。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思潮时期,受时代氛围的影响,茅盾的批评立场在向政治靠拢的同时变得更加激进和左倾。此时的“作家论”批评,是茅盾加入“左联”后所做出的发声和说明。与早期纠正创造社不同的是,茅盾的态度和立场有所改变,“作家论”批评不像之前那样袒露和直率,而是有所顾忌。为了与“左联”步调一致,他的批评对于“阶级”价值的判断论调明显增强,带有左倾机械论的倾向。在这一时期,茅盾品评徐志摩时,在评论的最开始将他判定为资产阶级作家,认为他的文学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他最初唱布尔乔亚政权的预言诗,可是最后他的作品却成为布尔乔亚的‘Swan-Song’!”[3]216进而认为徐志摩所期待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是与无产阶级民主相抵触的,并通过对徐志摩作品的分析,指出他所倡导的那种民主的衰落以及最终走向破产的命运。从客观上看,诗本是诗人情感的宣泄,但茅盾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种情感,几乎看不到徐志摩诗歌的艺术价值,而是带着阶级分析的“有色眼镜”来观察、评判徐志摩的作品是否符合他的“标准”,从而造成对作品本身的独创性和艺术性的遮蔽。

在《女作家丁玲》中,茅盾首先评介了丁玲的家庭出身和生活经历,并发觉她敢于反抗自己的“旧家庭”,从家庭出走并用了母亲的姓氏,她的思想接近无政府主义,但对政治兴趣不大。茅盾从丁玲的“小资产阶级”身份出发,来看待和印证她笔下所描写的人物,认为莎菲女士和丁玲一样,是一个“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3]216。接着评述丁玲在普罗革命文学勃发期为了适应“时代空气”而写了《韦护》,并认为这部小说是丁玲思想前进的第一步,接着又试图“更有意识的把握时代”,而写了《一九三〇年春上海》。《水》是1931年丁玲加入“左联”后发表的小说,茅盾从丁玲政治立场的变化来分析这部小说,认为《水》的产生是1931年农村革命运动发展的表现,并指出这部作品是对初期左翼文学创作“革命加恋爱”公式的一种反叛。茅盾是从丁玲作为“左联”成员之一和政治立场的“积极左倾”来说明其创作的变化的。

茅盾评价丁玲时形成一种批评套路,即着眼于作家的阶级属性和社会背景,以作家政治立场的变化来审视其作品观念的变化,进而对作家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做出评判。在分析冰心和庐隐的文学道路时,茅盾同样采用了这样的批评套路。有评论者指出:“这种批评的基本思路就是:寻找时代要求—作家的立场—作品的倾向这三者之间的联系。”[5]“其指导思想是,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本质上必然反映作家特定的阶级意识与情感,因此评判作品的价值不能就作品论作品,而必须充分考虑到作家的阶级出身、社会阅历及政治态度,等等。”[5]茅盾的这种批评思路明显受时代环境和其政治化的文学批评观的影响,在批评作家作品时,具有鲜明的政治化色彩。

四、结语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前期,茅盾的这些“作家论”批评是与时俱进的,他以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自己的批评与时代接轨。从一开始,茅盾就以文学“表现人生、指导人生”为旨归,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形成了以现实主义为核心的文学观。在进行“作家论”批评时,以现实主义为主线,茅盾的批评具有明显的趋时性,也因受到政治的影响而一度“左倾”,但他的批评总是能够适应时代环境的需要。尽管茅盾的“作家论”批评因将审美因素放在次要位置而难以对作家作品做出更加全面、合理的评价,尽管他的批评中还存在许多不足,但茅盾的这些“作家论”批评是因时而生,也是为时所需,他的工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所做出的判断一直影响着现代文学研究,这也说明了茅盾的批评活动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意义。

①温儒敏在发表于1993年第3期《天津社会科学》的《论茅盾的“作家论”批评文体》中指出:茅盾的“作家论”除以上6篇外,还应包括评论丁玲和叶圣陶的2篇文章,共8篇。

[1] 茅盾.茅盾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2] 蔡元培,著.陈平原,导读.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14:104.

[3] 茅盾.茅盾文艺杂论集:上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4] 温儒敏.茅盾与现代文学批评[J].文学评论,1996,38(3): 11-23.

[5] 温儒敏.论茅盾的“作家论”批评文体[J].天津社会科学, 1993,13(3):45-51.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o Dun's “Writer Theory” Criticism

MAWe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In Mao Dun’s early literary criticism, the trend of “for life” with realism as the core is the main line of his literary view. This main line also runs through Mao Dun’s “writer theory” criticism. His criticism of “writer theory” was influenced by and changed with his literary view and show three remarkable characteristic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emphasizing authenticity and analyz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ass. These characteristics reflect Mao Dun's grasp of the main trend of the times, his guidance of creative tendency and his closeness to politics. Mao Dun's criticism of “writer theory” adapted to the needs of current affairs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at that time. Although objectively speaking, this utilitarian criticism was difficult to consider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works, it still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at that time and provided a reference for later literary research and critical activities.

“Writer Theory”; “for life”; class; era; environment

I206

A

1009-9115(2021)05-0039-06

10.3969/j.issn.1009-9115.2021.05.008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中青年教师科研启航项目(202108)

2020-10-31

2021-08-02

马蔚(1993-),女,内蒙古准格尔旗人,硕士,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

(责任编辑、校对:王淑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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