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海军

戴震哲学思想的最光辉之处，一向被定位于严厉批判程朱理学的封建纲常。虽然未必都认同“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道学的尖锐而深刻的批判”(1)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0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9页。这种评价，但戴震以情言理的原创性，批判程朱理学抽象的道德原则，对人性善的解释更具实践性乃至使得传统儒家思想接引现代性，等等，依然是许多学者对戴震思想的共识。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对于戴震思想的哲学史意义和批判性价值不应有疑，但若就哲学思想本身的深刻性、牢靠性和完备性而言，戴震对程朱理学的诸多批判，恐怕还有不少值得仔细辨析的余地。譬如其最负盛名的著作《孟子字义疏证》，无疑能开风气之先，影响后世的思想潮流，只是这种意义恐怕远远大于思想本身所具有的力量。毕竟有学者早就指出“其学说不够深刻”，乃至认为“戴震最好称之为考证学派之大师，远甚于他之为一哲学家”。(2)陈荣捷：《中国哲学文献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86、585页。只是基于这一思路的研究还不多见。

《孟子字义疏证》读下来，有一个特别深的印象——戴震在批判程朱理学时总喜欢论一句“如有物焉”云云。戴震谴责程朱理学最有名的说法当推“以理杀人”，所谓“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所用理据正是“如有物焉”。(3)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何文光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0页。戴震认为，以理为“如有物焉”，必然外在于人的性情而发生强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