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磊，王青芸

(1.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2.西华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四川成都 610039)

2020年，世界范围内正在经历着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引发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以美国特朗普政府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在面对疫情时否定风险治理的国家强制性，过于突出柔性治理中的自发性、自愿性和民间性，最终导致疫情加速暴发，疫情不仅未得到有效控制，甚至还有加速蔓延之势。此次事件中，中国最早控制住疫情，在感染率、病亡率和治愈率方面均领先于别国，取得抗疫的阶段性成果，率先进入后疫情时代，这要得益于中国“全面防控”“全域动员”和“全民参与”的科学治理体系和措施。在“非典”的治理经验和应急管理体系下，中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更体现出刚性治理的特征。疫情暴发后，党中央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确立由最高领导人统帅的决策机制与联防联控执行机制，通过重灾区的“封城”“停运”，非严重地区的分级管制，运用“排查、检测、监测和隔离”的强制手段有效切断传染源头，实现“全面防控”。此外，中国政府进行“全域动员”，采取科研力量集中攻关、医护资源统一调配、各省志愿者对口驰援，实现优势治理资源的及时调度。虽然中国实践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性，但同时也暴露出刚性治理在面对风险社会时的不足，具体表现为：地方政府行政反应机制回弹速度慢造成行政惰怠，部分社会组织失信行为造成社会秩序回弹混乱，疫情初期民众恐慌与淡薄的防疫意识导致基层治理主体主动性薄弱，治理成本高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