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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到陕甘宁边区

2021-01-07史天社王英选

新西部 2021年12期
关键词:刘志丹陕甘宁边区游击队

史天社 王英选

陕甘宁边区是从陕甘边、陕北、陕甘、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发展基础上建立和壮大起来的。在中国共产党百折不挠、英勇奋斗、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波澜壮阔、惊天动地的百年伟大革命史中,陕甘宁边区占有重要地位,书写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扭转乾坤、奠基伟业的光辉篇章。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从1927年毛泽东领导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开始到解放战争时期共建立过数十块革命根据地。其中,存在时间长、影响大、贡献最突出的,当属陕甘宁边区。陕甘宁边区是从陕甘边、陕北、陜甘、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发展基础上建立和壮大起来的,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的情况下得到完整保存并不断发展壮大、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的历史从它成立时算起长达十三年,如果从其前身的陕甘边根据地初创时算起则长达十六年以上,是惟一历经三个革命历史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红旗不倒的革命根据地。

从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到陕甘宁边区,先后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1932年-1935年2月)

从1932年到1935年2月周家硷会议,是陕甘苏区的初创时期。

陕甘根据地最初是在陕甘边和陕北两个不同的地方创建红军队伍和苏维埃政权的,追根溯源,陕甘宁边区最早源于1932年创建照金苏区时期。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建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要求中共陕西省委立即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在北方创建革命根据地。当时西北地区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只有陕甘游击队。这支队伍的前身主要是刘志丹创建的南梁游击队和阎红彦等领导的陕北游击支队(前身为晋西游击大队)。

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后,刘志丹、谢子长等一批共产党人打入陕甘两省的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兵运工作,开始革命武装斗争。先后组织发动了包括渭华起义、清涧起义等重要起义在内的大大小小70多次起义和兵变。“在兵运工作屡受挫折的情况下,刘志丹、谢子长等逐渐认识到:兵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相结合,没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搞革命武装,还是要“到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边远山区开展游击活动,逐步建立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第142页)

1931年9月,刘志丹偕同马锡武等来到甘肃南梁地区,组建起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10月份,南梁游击队与陕北游击支队会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1932年1月,这两支游击队在甘肃省正宁县月明原柴桥子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12日,在甘肃正宁县三甲原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指挥,李杰夫任政委。这支队伍初成立时有360多人,后来人数最多时曾发展到1500多名。

陕甘游击队于1932年4月在甘肃省正宁县寺村塬建立了陕甘边第一个红色政权——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由于当时中共陕西省委派往陕甘游击队担任政委的李艮错误指挥,在当年8月国民党军队向陕甘游击队实施军事“围剿”时,命令游击队死守硬拼,致使游击队伤亡惨重,不得不撒离正宁县,寺村塬革命政权亦被敌人摧毁。

寺村塬革命斗争失败后,陕甘游击队转移到陕西省宜君县和耀县西部山区等地活动。1932年秋,中共陕西省委派省委常委杜衡(后被捕叛变)前往陕甘游击队,主持以这支武装力量为基础改编、成立红二十六军。当年12月,陕甘游击队在宜君县杨家店子改编成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在宜君县转角村(今旬邑县马栏镇转角村)召开军人大会宣布并举行授旗仪式。由于陕甘游击队1932年6月在韩城遭敌重兵“围剿”损失过千人,“死守五顷原”又减员很大,所以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时队伍仅有200多人,编为一个骑兵连,两个步兵连。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很快发展到几百人,在较短时间内,消灭了盘距在耀县照金周边的几支地方民团,为照金红色政权的建立初步奠定了基础。1933年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军委和革命委员会先后成立,形成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

照金苏区地处陕西省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旬邑、淳化三县相交处,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人口数万,共有7个乡级基层政权。由于距离国民党在陕西的统治中心——西安仅100多公里,因此引起敌人极大恐慌。国民党陕西当局对照金苏区进行了反复“围剿”。1933年10月,照金苏区党政军机关驻守地薛家寨陷落。由于红军主力转移到了外线,守卫薛家寨的地方游击队和苏区领导机关及时组织突围,损失并不大。“照金失守后,下层党的组织没有遭到破坏,游击队也没有受到损失。到了冬天,淳化、耀县一带的游击运动大大发展了起来。”(《习仲勋传》上卷,第164页)

1933年11月,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陇东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成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1934年l月后刘志丹任师长;1934年5月刘志丹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后,由杨森任师长)。包家寨会议决定建立三路游击区:建立以照金为中心的关中游击区、以甘肃南梁为中心的陇东游击区、以安定为中心的陕北游击区。

1934年春,刘志丹等领导红四十二师转战陕甘边,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使红色区域迅速扩大到陕甘两省交界处的14个县的大部分地区,并于1934年2月在甘肃华池县四合台村恢复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习仲勋当选为新成立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此时,不仅形成了以南梁地区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并且恢复了照金苏区。

1934年11月,在南梁荔园堡召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习仲勋任主席。南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在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历史上,革命委员会这种临时性质的政权形式过渡到了正式政权。到1935年2月,陕甘边苏区先后建立了18个县级苏维埃政权,主力部队红四十二师发展到5个团,2000多人。此时,还有约一两千人的地方游击队伍。

在陕甘边照金根据地创建前后,1932年3月,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延川县游击队。1933年底,陕北红军游击队发展到3支。1934年1月,谢子长由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回陕北担任西北军事特派员后,陕北游击战争得到迅速发展。1934年7月,建立了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1935年1月,建立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马明方任主席。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先后下辖16个县级苏维埃政权。1935年初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84师,下辖4个团,1000余人。楊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

由于陕甘边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距离很近,国民党对这两个根据地的“围剿”往往一起部署,同时进行。严峻的形势迫切需要将两个特委、两支红军、两块根据地统一起来,集中兵力对付敌人的“围剿”。于是,1935年2月,两个根据地特委在安定县(今子长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惠子俊任西北工委书记,刘志丹任西北军委主席,统一领导两个苏区的党组织和红军队伍。周家硷会议标志着陕甘根据地(西北根据地)正式形成。在此期间,陕北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谢子长因指挥作战时受伤不幸去世。

第二阶段(1935年2月-1935年10月)

从周家硷会议形成西北根据地到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是陕甘根据地在反“围剿”斗争中胜利发展时期。

周家硷会议后,刘志丹担负起陕甘红军总指挥重任,指挥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七军合力作战,仅几个月时间便粉碎了国民党军队6个师对陕甘边、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相继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今志丹县)、靖边等6座县城,把两块根据地连接起来,形成了总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人口90万的西北根据地(当时把两个苏区合并到一起叫西北根据地,实际只有陕北大部和陇东数县),20多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多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4000多人。

1935年9月,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3000多人长征从鄂豫皖根据地经陕南、陇东转战到陕北,与陕甘根据地红军会师,壮大了陕北红军队伍。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于9月17日在延川县永坪镇合编成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新成立的红十五军团立即投入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在崂山和榆林桥战斗中,消灭了来犯的国民党东北军两个师大部分人马。这一时期,陕甘根据地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正当陕甘根据地在刘志丹等领导下取得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的大好形势下,1935年,中共驻北方代表孔原派驻西北的代表朱理治和上海临时中央局派来的聂洪钧先后来到陕甘苏区,并掌握了陕甘根据地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权。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朱理治和聂洪钧分别担任了新成立的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和军委主席。他们在陕甘根据地主持开展了一场错误“肃反”,错杀了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根据地各级领导干部及其他革命骨干200多人,并将刘志丹、习仲勋、高岗等陕甘边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逮捕入狱。一时间造成根据地内人人自危,民心动摇。这时的陕甘苏区一方面处于严重的内部危机中,另一方面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已经开始。在这关键时刻,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

第三阶段(1935年10月19日—1936年12月)

从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到西安事变,是陕甘根据地进一步巩固、扩大、发展时期。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结束了历时长达一年之久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吴起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当地苏维埃基层政权负责人口中得知,陕北正在进行“肃反”,立即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带人前往瓦窑堡接管西北军委保卫局。明确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毛泽东严肃地说:“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从而及时果断制止并纠正了正在进行的错误“肃反”,解救了刘志丹、习仲勋、高岗等一大批蒙冤受迫害的革命骨干,消除了陕甘苏区因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导致错误“肃反”所造成的严重内部危机。

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后,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将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毛泽东、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于11月下旬在富县直罗镇战役中,歼灭来犯之敌近7000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苏区进行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说:“直罗镇一战,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中央红军到陕北,不仅壮大了陕甘根据地红军队伍的力量,而且提高了陕甘根据地的层次,使之事实上成为新的中央苏区,为后来发展扩大成陕甘宁边区奠定了重要基础。

由于陇东和陕北地区地广人稀,民贫地脊,中央红军虽然在陕北落了脚,但陕甘苏区当时的客观条件难以解决红军会师后上万人的生活给养,也难以解决军队扩大和增编问题。为扩大和发展根据地,同时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决心,1936年2月,毛泽东亲率红一方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发起东征战役。东征战役历时117天,取得辉煌战果。消灭国民党军7个团,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扩红8000名,筹款30余万元,同时迫使侵入陕北的晋绥军回调山西,使陕甘苏区在发展中得到了巩固。在东征战役中,陕甘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在前线指挥作战时不幸中弹牺牲。

1936年5月至7月,在中央军委部署下,红军又发起西征。红军西征,先后解放了陕北西部的靖边、定边、安边,宁夏的盐池、豫旺和时属甘肃的固原北部、海原东部等广大地区,把陕甘革命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此时,陕甘宁根据地区域北迄长城,南至淳化,西接海固,东靠黄河,总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多万,包括23个县。西征的胜利还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当年10月,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长征到达甘肃会宁和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完成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战略转移。至此,全国红军主力部队数万人全部集中到了陕甘宁地区。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囚禁了蒋介石带来的南京政府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并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等八项主张。事变一发生,张学良连夜电告中共中央。应张学良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协助张、杨处理事变。中国共产党人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在三方(中共、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下,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促成了内战的停止,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创造了前提条件。

第四阶段(1936年12月-1937年9月)

从西安事变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是陕甘根据地逐步向陕甘宁边区过渡并成为合法抗日民主政权时期。

西安事变后,国共内战基本停止,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早日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为了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国民党将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意实行四项保证: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綱领。”(《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第172页)经过国民党内爱国人士的努力,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实际接受中共抗日主张的决议案。

七七事变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提出以此为国共合作的基础。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红军改编命令,红军于8月25日正式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改编后即开往抗日前线。9月,国民政府又将八路军番号改为第十八集团军(人们习惯上仍称八路军)。中共中央于1937年9月6日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标志着陕甘宁边区正式形成。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标志着国共第二次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时,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会议确定,陕甘宁边区管辖18个县,即陕西的肤施 (今延安市宝塔区)、甘泉、鄜县 (今富县)、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定边、靖边、栒邑(今旬邑县)、淳化、神 (木) 府(谷),甘肃的庆阳、合水、宁县、正宁,宁夏的盐池。12月,中共中央又与国民政府谈判商定,边区区域增加清涧、米脂、绥德、葭县(今佳县)、吴堡五县,共计23个县。不久,国民政府再划定宁夏的豫旺和甘肃的镇原、环县为八路军募补区。后来,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多次进攻边区,边区范围多次变化。1944年12月,陕甘宁边区秘书处就边区的地域范围作出说明并对外公布:边区辖延属、绥德、关中、陇东、三边5个分区,共31个县 (市)、214个区、1254个乡,面积98960平方公里。

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陕甘宁根据地形式上成为国民政府的特别行政区,本质上仍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和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工农政府(中华苏维埃政府)名义上变成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实质上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中国工农红军名义上改编成了隶属于国民政府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但本质上仍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

1947年3月到1948年初,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胡宗南军队大举进犯时撤离延安,转战陕北。1948年2月宜川战役胜利后,随着西北野战军不断向国民党统治区进军,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区域亦不断扩大。到1949年3月,管辖区域达到16个分区、114个县(市),面积2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831万。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陕甘宁边区政府于5月26日进驻西安。6月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成立。随着西北五省相继解放,从1949年12月17日到1950年1月10日,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五省省人民政府相继成立。

1950年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宣告成立。至此,陕甘宁边区完成了它光荣的历史使命。

结 语

在中国共产党百折不挠、英勇奋斗、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波澜壮阔、惊天动地的百年伟大革命史中,陕甘宁边区占有重要地位,书写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扭转乾坤、奠基伟业的光辉篇章。学党史,悟思想,出实招,开新局。在纪念建党百年之际,回顾陕甘宁边区创建和形成的历史过程,我们更加缅怀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和革命先烈,更加热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更加热爱伟大的祖国,更加增强“四个意识”,更加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党新的百年征程上,我们要牢记历史,不负使命,高举旗帜,砥砺前行,努力弘扬和传承延安精神,续写中国共产党光辉历史的新篇章,书写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努力,向着建国一百周年光辉日子奋勇迈进!

(说明:关于陕甘宁边区形成的四个历史阶段,是笔者根据有关党史资料划分的,仅代表个人观点。)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2]《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3]《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历史》第一卷(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

[4]《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5]《习仲勋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6]《红二十六军在照金》(中共铜川市委党史办)

[7]《陕甘边根据地研究》(人民出版社)

[8]《照金革命史》(中央文献出版社)

作者简介

史天社 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原副主任、一级巡视员,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特邀研究员

王英选 铜川市延安精神(照金精神)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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