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乡村振兴视域下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评价与协同优化

2021-01-07戴军马颖忆吴未

江苏农业科学 2021年24期
关键词:质量评价江苏省乡村振兴

戴军 马颖忆 吴未

摘要:乡村人居环境与乡村振兴具有紧密的逻辑契合性和内在系统关联性,构建5个维度36个指标组成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因子分析法和空间关联测度等评价分析方法,基于乡村振兴视角对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与空间格局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指数高、低值集聚和空间自相关性较显著,指数呈现苏南>苏中>苏北的梯度空间格局,各地市分系统环境质量水平差距较大,冷热点区域空间分异明显,呈不均衡和不充分的发展特征。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建设需制定差异化的分区调控策略,强调人居环境各子系统的全面补缺和冷热点区域协同优化,注重“拉长板,补短板,重协同,谋特色”,统筹促进省域乡村地域产业、生态、文化、治理和生活环境水平的系统振兴,这对江苏省各地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优化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协同优化;江苏省

中图分类号: F323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21)24-0001-08

收稿日期:2021-06-18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应用研究精品工程(编号:18SYC-085);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编号:2019SJZDA13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41571176)。

作者简介:戴 军(1976—),男,安徽舒城人,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城乡可持续发展、乡村规划与治理研究。Tel:(025)86188111;E-mail:daijnj@jit.edu.cn。

人居环境是与人类聚居生产生活紧密联系的地表空间,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主要场所[1]。乡村人居环境原指农村人居环境,是人居环境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别于城市空间及地域划分的人居环境系统。自20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乡村人口非农化的快速发展,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逐步弱化,乡村人口空心化、土地空废化和产业滞后化导致的“城进村衰”现象越来越普遍[2-3],由此带来如乡村区域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增大、乡村空间资源闲置和服务设施衰退、乡村生态环境恶化等发展困境与现实短板。新时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反思和补齐乡村短板、推进乡村地域经济、社会及生态全面复兴的总抓手。2018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到2035年农村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宜居乡村基本实现”的建设目标,同年发布的《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更是把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作为重要篇章,体现了乡村振兴战略指引下乡村人居环境的建设内涵和任务要求,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已成为我国新时期乡村振兴与“三农”工作的关键环节。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围绕乡村人居环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人居环境的空间聚落地理[4-5]、城乡关联与可持续发展[6-8]、调查评价与调控优化[9-11]、空间重构与微观设计[12-13]、多元统筹与协调发展[14-16]等关键性问题和实证研究上,研究方法多采用调研分析、定性描述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为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提升奠定了良好的理论与实践基础。振兴道路千万条,人居环境第一条[17],我国“三农”发展的薄弱环节目前主要在农村,各省域不同地市之间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一直比较突出,本研究在梳理新时期乡村振兴内涵与乡村人居环境作用框架的基础上,以江苏省为例,通过建立多指标评价体系综合评价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和空间分异规律,并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和协同振兴路径,以期为推动乡村人居环境精准治理、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

1 乡村振兴与乡村人居环境的内在逻辑

1.1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人居环境的内涵拓展

乡村人居环境是乡村区域内农户生产生活所需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有机结合体,是集自然、经济、社会和人文环境于一体的复合功能系统[18-19]。乡村人居环境系统具有综合性、动态性、开放性等特征,具体包括乡村生产、乡村生活、乡村生态、乡村文化、乡村治理等功能要素,通过与外部区域及城镇地域系统各种要素与“流态”的交换,不断优化其功能及空间品质。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是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举措。一方面,乡村振兴可以推动乡村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有效对接,为乡村人居环境改善提升提供有效供给和服务,为乡村人居环境发展注入活力;另一方面,新时代下乡村人居环境的提升体现了乡村振兴的本底和表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实现乡村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的全方位振兴。乡村振兴赋予乡村人居环境系统协同优化的新内涵。首先,促进乡村产业、生态、文化、人口等发展关键要素高效配置和空间重构,实现乡村地域“生产-生态-生活”的协调耦合;其次,统筹乡村物质空间振兴与文化精神内核的提升,盘活乡村各类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传承和延续乡村空间形态和聚落肌理,提升乡村地域文化特色和景观生态魅力;最后,实现乡村功能环境与乡村组织治理体系的对接,形成政府、乡村社区和市场之间的协作机制,促进乡村新型组织治理体系的创新。

1.2 乡村振兴对乡村人居环境的作用机制

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和农业农村发展的不充分是新时代我国发展的最大不平衡和不充分[20]。新时期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五位一体”总要求,不仅顺应了我国新时代乡村建设发展的目标重构,也是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依据和抓手。第一,“产业兴旺”是乡村人居环境发展的内生动力,“产业兴旺”强调产业在乡村发展中的基础性支撑作用,可以实现农村经济更加全面和繁荣发展[21]。通过乡村产业发展积极引导生产要素流向农业农村,推进乡村产业体系构建和配套完善,不断集聚和优化乡村生产的功能环境。第二,“生态宜居”是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首要任务,要从生态型乡村和宜居型乡村2个维度建设美丽乡村,发展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两型”乡村[22]。突出生态安全在乡村振兴中的首要地位,强调乡村“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环境整治与保护、加强各类环境污染治理是村民安居乐业的前提。第三,“乡风文明”是体现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文化内涵。培育发扬文明有序的乡风民俗是农村公共服务有序有效供给的保障[23]。乡村历史文化、節庆习俗、传统技艺等乡土文化价值和文明资源是推动乡村振兴的文化资产和资本,也深刻体现了乡村人居环境的特色本底和文化软实力。第四,“治理有效”是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实施的机制保障。通过广泛引入市场等社会力量参与,注重乡村法治、德治、自治三方面相互结合,保障乡村人居环境建设迈向多元化和综合化治理。第五,“生活富裕”是乡村人居环境主体的外在表征。新时代乡村振兴不断提升乡村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拓宽乡村居民就业渠道与提高收入水平,实现村强民富,集中体现乡村人居环境主体的生活水平。

2 乡村人居环境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

2.1 指标体系的构建

乡村人居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遵循系统性、导向性、实用可比性、可收集性等原则,能客观系统地反映出乡村区域社会、经济、生态、文化等人居环境要素的建设水平。指标体系构建注重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导向,体现农业、农村和农民生活的发展变化和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科学内涵,指标内涵应避免重复和重叠,能对乡村人居环境的建设成效进行评价和比较,同时数据来源应稳定可靠,便于收集、处理和使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24-25],构建乡村振兴导向型的乡村人居环境综合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包括乡村产业动力环境、乡村生态基础环境、乡村组织治理环境、乡村文化文明环境、乡村生活水平环境5个准则层和36个指标层进行综合量化评价(表1)。其中,产业动力环境是指乡村产业规模、生产效率、产品竞争力、技术及相关配套建设情况;乡村生态基础环境是指影响乡村居民生产生活的绿化防护、基础设施建设、污染治理、能源结构和相关卫生设施建设的质量和水平;乡村文化文明环境包括乡村居民文化活动组织、文化消费、文化程度、文化设施投入等;乡村组织治理环境是指乡村基层社区建设、乡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等发展建设的质量与水平;乡村生活水平环境指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包括可支配收入水平、基本生活保障、居住质量及相关生活配套等。乡村振兴导向型的乡村人居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乡村产业是发展动力、生态环境是前提基础、文化文明是特色内涵、组织治理是机制保障、生活水平是质量表征,5个子系统有机联系、互补互促和协同发展,与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项总体要求一脉相承,集中体现了乡村振兴时代乡村居民对美好生活品质的追求和向往。

2.2 指标数据的来源

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9》《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19》《江苏省统计年鉴2019》《江苏省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汇编2016》《数据见证辉煌江苏70年》以及江苏省各地市2019年统计年鉴等,个别城市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存在数据缺失的情况,对部分缺失数据主要采用均值替代法或相邻年份值插值法进行补齐。空间分析单元主要包括江苏省13个地市单元,行政边界数据来源于江苏省地图集经扫描后矢量化地图。

2.3 指标权重的确定

由于乡村人居环境评价涉及的指标数量较多,各指标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为了保证指标评价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指标权重采用熵值法和因子分析定权法2种客观赋权法,计算原理如下。

2.3.1 熵值定权法

(1)构建特征值矩阵。假定待评乡村人居环境研究对象个数为m,评价指标个数为n个,可构建m×n阶的乡村人居环境评价原始矩阵。

(2)数据标准化处理。对各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各指标在量纲、数量级、正负取向方面的差异,Xij′是对Xij数据标准化处理后的结果。

(3)指标同度量化。在数据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进行指标的同度量化,计算第i个研究对象第j项指标数值的比重pij。

pij=Xij′/∑mi=1Xij′。(1)

(4)熵值与差异系数计算。计算第j个指标的熵值ej为

ej=-∑ni=1pij×(ln pij)ln m。(2)

(5)指标权重确定。综合评价共有n个指标,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系数,即gj=1-ej,则第j项指标的权重wj为

wj=gj/∑ni=1gj。(3)

2.3.2 因子分析定权法

根据因子分析法可知,数据标准化后的原始矩阵由因子荷载矩阵、公共因子矩阵和特殊因子矩阵共同表征,p个评价指标可由m(m<p)个公共因子F1,F2,…,Fm的线型组合来表示。

Y=AF+ε。(4)

式中:Y表示数据标准化处理后的原始矩阵;A表示因子荷载矩阵;F表示公共因子矩阵;ε表示特殊因子矩阵。

公共因子个数在上述实际评价中运用主成分分析来确定,并通过略去特殊因子来达到降维目的,由此可确定m个公共因子F1,F2,…,Fm,Fi在Xj上的负荷为aij,则指标Xj的权重为

bij=aij/∑pj=1aij(j=1,2,…,p;i=1,2,…,m);(5)

cj=∑mi=1bij(j=1,2,…,p);(6)

wj=cj/∑pj=1cj(j=1,2,…,p)。(7)

式中:bij表示各組变量评价各因子时的权重;Cj表示由评价各因子时指标Xj的权重平权总和;而wj表示对Cj归一化处理后的权重值。

2.4 评价方法的选择

2.4.1 权重加权法评价模型

以熵值定权法和因子分析定权法得出的权重平均值作为最终权重(表1),运用权重值加权计算各区域乡村人居环境综合评价得分si。

si=∑nj=1Xij′×wj。(8)

2.4.2 空间关联测度模型

引入Getis-Ord General G和Getis-Ord Gi*来测度全局和局域的空间关联特征,前者用于探测整个研究区的空间关联模式,后者用于识别不同空间位置上的高值簇和低值簇,即热点区(hot spots)与冷点区(cold spots)的空间分布。

(1)Getis-Ord General G。

G(d)=∑ni=1∑nj=1Wij(d)XiXj/∑ni=1∑nj=1XiXj。(9)

式中:Wij(d)表示以距离规则定义的空间权重,同样空间范围相邻为1,不相邻为0,Xi、Xj分别表示i区域和j区域的观测值。在空间不集聚的假设下,G(d)的期望值(Expected General G) 为E(G)=Wn(n-1),在正态分布的条件下,G(d)的统计检验值为Z(I)=G-E(G)var(G)。当G(d)值高于E(d)值,且Z值显著时,检测区出现高值簇;当G(d)值低于E(d)值,且Z值显著时,检测区出现低值簇,当 G(d) 趋近于E(d)时,检测区变量呈现出随机分布的特征。

(2)Getis-ord Gi*。

G*i(d)=∑nj=1wij(d)Xj/∑nj=1Xj。(10)

为了便于解释和比较,对G*i(d)进行标准化处理。

Z(G*i)=G*i-E(G*i)var(G*i)。(11)

式中:E(G*i)、var(G*i)分别表示G*i的数学期望和变异数;wij(d)表示空间权重,权重的计算方法同Getis-Ord General G。如果Z(G*i)为正,且显著,表明位置i周围的值相对较高(高于均值),属高值空间集聚(热点区);反之,如果Z(G*i)为负,且显著,则表明位置i周围的值相对较低(低于均值),属低值空间集聚(冷点区)。

3 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与空间分析

3.1 总体特征水平分析

利用Jenks最佳断裂点模型对江苏省各地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数、分项指数进行聚类分析,可将江苏省各地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划分为4类,即高水平区域、较高水平区域、较低水平区域和低水平区域。由图1、表2、表3评价结果可知,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平均指数为0.431 3,各区域综合评价结果呈现显著的苏南、苏中、苏北逐步降低的梯度分布格局。其中苏南地区各地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数均处于高水平和较高水平区域,苏南5市中南京市、苏州市、无锡市排名前3,其中南京市综合评价指数为0.730 6,排名第五的常州市综合评价指数为0.481 3,苏南地区综合评价指数均高于平均值,其数量占所有地市数量的比重为38.46%,乡村人居环境建设质量水平优势明显;苏中地区扬州市、泰州市、南通市和苏北地区盐城市的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数均略低于平均值,处于较低水平区域,数量占比为3077%;而乡村人居环境建设质量低水平区域主要分布在苏北地区的宿迁市、徐州市、淮安市和连云港市,是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区域短板和低谷区,苏南地区各地市平均评价指数是苏北地区的212倍,区域差距较大。

3.2 分系统质量评价

3.2.1 乡村产业动力环境

江苏省乡村人居产业动力环境平均指数为0.113 7,其中南京、苏州、无锡等市处于高水平区域,评价指数远高于平均值,排名前3位,由于苏南地区乡村在农业现代化方面占有较大优势,特别是在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农业劳动生产率等方面水平较高,绿色农产品比重、休闲农业和旅游接待人數远高于苏中和苏北地区;产业环境短板区域主要是南通、盐城、宿迁、徐州、淮安、连云港等6市,耕地地均机械化动力不足,高标准农田建设占比和地均农业产值较低,淮安市的产业动力环境指数最低(仅为0.045 8),仅为南京市的1/6,差距较大。

3.2.2 乡村生态基础环境

江苏省各地区生态环境基础建设不平衡,由于苏南地区乡村林木覆盖率高,生活垃圾处理率和污水设施覆盖率较高,环境卫生设施建设较完善,柴草和煤占生活能源比重较低,因此乡村生态环境基础处在高水平区域主要是无锡市、南京市和苏州市;较高水平区域主要分布在常州市、镇江市、扬州市和泰州市,评价指数均高于平均值;较低和低水平区域主要为苏北5市和苏中地区的南通市,评价指数不高于0.07,乡村污水、公厕和垃圾处理等环境卫生建设水平明显滞后,生活用煤和柴草等传统能源消费较多,是江苏省乡村人居生态基础环境发展的低谷区。

3.2.3 乡村文化文明环境

江苏省乡村文化文明环境指数平均为0078 6,总体呈现“南北高,中间低”的分异格局,其中南京、连云港、镇江、盐城等市较高,乡村公共文化供给较丰富,乡(镇)图书馆文化站覆盖率、乡村居民教育文化支出和农民业余文化组织与其他城市相比较高;苏南地区的镇江市、常州市和苏北地区的徐州市、宿迁市、淮安市等5市乡村文化文明环境指数处于中间水平;而泰州市、扬州市的乡村文化文明环境指数仅分别为0030 1、0.050 4,远低于江苏省平均水平,主要由于这2市乡村学前教育设施不完善,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受教育水平和教育文化支出与其他城市相比偏低。

3.2.4 乡村组织治理环境

苏州市乡村组织治理环境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地市,属于高水平区域,其中农业信息化覆盖率和农民合作社比例最高;较高水平区域主要包括南京、无锡、盐城、南通等4市,乡村组织治理环境指数均高于江苏省平均值0.079,群众安全感比例与农村和谐社区建设达标率较高;徐州市和连云港市组织治理环境指数较低,2006年以来新建农村居民点数量占比、农业经营户参加农民合作社比例较低,美丽乡村建设和环境整治力度不够;剩余6个地级市属于较低水平区域,乡村组织治理环境有待进一步提升。

3.2.5 乡村生活水平环境

苏南、苏中地区与苏北地区相比具有较大优势,特别是苏州市和无锡市的评价指数达到平均值的2倍左右,由于苏南地区乡镇经济的发展在“藏富于民”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城乡居民生活同城化程度较高;尽管苏北地区的宿迁、连云港等地市的城乡收入比差距较小,但其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乡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相对苏南地区较低,农村居民拥有商品房数量占比也普遍较低,乡村居民生活水平环境评价指数还不到江苏省平均指数的50%,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尚有较大差距(图2)。

3.3 空间关联格局分析

借助ArcGIS 分析工具,对江苏省13个地市的乡村人居环境综合质量评价指数进行General G估计值及相关指标自相关分析。由表4可知,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全局G统计指标的观测值G(d)和期望值E(d)都很接近,相差较小,且都大于0,检验显著,说明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综合质量指数高值和低值的集聚现象显著,呈现明显的空间自相关特性。为进一步识别和揭示江苏省各地市乡村人居环境的空间格局特征,通过空间冷热点指数(Getis-Ord Gi*) 和空间聚类分析,并运用Jenks最佳自然断裂点模型进行关联指数的3级划分。由图3可知,江苏省13个地市乡村人居环境综合质量评价指数冷热点区域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现象,冷、热点区域空间格局相对独立,体现出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发展建设不均衡、不充分的现实特征。从热点分布的空间结构来看,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高质量“热点区”是以镇江市为核心、南京市和苏州市为两翼的圈层状空间连片区域。从冷点分布的空间结构来看,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的低质量“冷点区”核心主要集聚在宿迁市,次冷点区域主要是盐城市、连云港市及南通市,是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建设质量的低谷区。主要是由于镇江、无锡和常州等市地处江苏省苏南地区,城乡社会经济发达,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在产业发展、生态基底、资源禀赋、交通区位及治理政策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使苏南地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水平明显优于苏中和苏北地区。

4 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协同优化策略

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应正视不同区域乡村人居环境各方面存在的发展优势与问题,注重“拉长板,补短板,重协同,谋特色”,在实施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实现高质量和特色化发展,实现省域乡村地域产业、生态、文化、治理和生活环境水平的协同优化。

第一,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虽与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较高程度的吻合性,但并不能完全匹配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区间差异,需制定差异化的分区调控与协同治理。在人居环境综合质量低水平的徐州、连云港、宿迁、淮安等市,应在政府层面以“对症下药”的方式加强支农经费的扶持和政策倾斜,特别是在农村污染治理、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进行综合整治和跟踪督导;在人居环境质量水平较低的盐城市、扬州市、泰州市、南通市等地区,应进一步提高乡村基层组织服务与治理能力,注重提升改善当地乡村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和配套相关基础设施(环境卫生设施、交通路网、村容村貌整治等)的建设水平,继续保证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向乡村倾斜,缩小公共产品供应与苏南地区的差距;而在人居环境质量水平高和较高的南京、苏州、无锡、镇江、常州等市,探索建立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长效管理和多元化协同治理机制,加强乡村人居环境生态治理和生态宜居建设,根据资源优势(文化、自然资源)促进农业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多途径增加乡村活力,传承乡村人居环境文化与产业特色。

第二,乡村人居环境优化体现的是乡村区域发展的系统振兴,江苏省各区域人居环境子系统存在较大区间差距和内部不协调性,应注重各区域人居环境子系统的全面补缺和协同耦合。徐州、连云港、宿迁和淮安等市除乡村文化文明环境质量较好外,剩余乡村人居环境子系统建设质量均不理想,需坚持以农业生产作为乡村人居环境改善的动力源泉,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宜机化”改造,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和农业生产效率,加大农业龙头企业和绿色优质农产品的培育扶持力度,为农民持续增收提供更加坚实的产业支撑;盐城市和南通市需进一步加强乡村绿化、交通、环卫和污染处理等设施建设,改善农村能源利用结构,加强乡村生态环境整治与污染治理,提高乡村生态宜居度;扬州、泰州、無锡等市则需要把乡村教育与人才培养作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提升的重点,完善乡村基础教育和文化设施建设,加强乡村基层干部、新型职业农民和农业职业经理人的培养与培训,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提升提供智力和精神支撑;镇江市和常州市应重点应加强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和自我管理水平,积极培育和构建“互联网+农业”“政府+企业+农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合作社,提高农业信息化水平以及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南京市和苏州市各类乡村人居环境子系统明显优于其他地区,应进一步促进乡村三产融合和城乡统筹发展,实现乡村人居环境建设与乡村生态、生产和生活的协调耦合,打造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样板区和乡村振兴先导区。

第三,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冷热点区域分布具有相对独立和发展不平衡的特征,可加强冷热点区域乡村人居环境发展提升的关联互动,实现城乡统筹与冷热点区协同振兴。首先,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发展方针,统筹分配财政性资金并积极引导融资方向,缓解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发展的基础设施“瓶颈”,在整体层面统筹规划冷热点区的乡村公路、水利、通信设施(5G网络)等跨区域重大工程项目,提高各区域互联互通水平;其次,可构建“地市-县(市、区)-镇(乡)-村”各层面的结对帮扶体系和互助机制,汇聚各方力量,建立和组织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热点区域的县(市、区)各级机关部门、农业科技学会和联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品牌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对冷点区的县(市、区)进行结对帮扶和互通指导,协同冷热点区域乡村人居环境的共同发展和优化提升;最后,应同时坚持“输血”与“造血”相结合、帮扶示范与自治保障相结合,积极推进冷热点区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标准和样板工程,共同实现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参考文献:

[1]吴良镛. 人居环境科学导论[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2]龙花楼,屠爽爽. 论乡村重构[J]. 地理学报,2017,72(4):563-576.

[3]Liu Y S,Li Y H. Revitalize the worlds countryside[J]. Nature,2017,548(7667):275-277.

[4]Schofer L. Rural settlement and farming in Germany[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74,34(2):511.

[5]汤国安,赵牡丹. 基于GIS的乡村聚落空间分布规律研究——以陕北榆林地区为例[J]. 经济地理,2000,20(5):1-4.

[6]Audirac I.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merica[M]. New Jersey:Wiley,1997.

[7]Sujarwo W. Stand biomass and carbon storage of bamboo forest in Penglipuran traditional village,Bali (Indonesia)[J]. Journal of Forestry Research,2016,27(4):913-917.

[8]Cities-engines of rural development:World Habitat Day award winning essays from Kenya[J]. Habitat Debate,2004,10(3):1-24.

[9]黄振华. 新时代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执行进展与绩效评价——基于24个省211个村庄的调查分析[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7(3):54-62.

[10]桂国华,杨 磊,桂国敏,等.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满意度影响因素模型构建及分析[J]. 江苏农业科学,2021,49(7):1-8.

[11]孙慧波,赵 霞. 中国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差异化治理策略[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9(5):105-113.

[12]王 竹,钱振澜,贺 勇,等. 乡村人居环境“活化”实践:以浙江安吉景坞村为例[J]. 建筑学报,2015(9):30-35.

[13]李昌浩,朱晓东,李杨帆,等. 快速城市化地区农村集中住宅区和生态人居环境建设研究[J]. 重庆建筑大学学报,2007,29(5):1-5.

[14]曹 萍,任建兰. 农业产业多元化与乡村人居环境协调发展:时空演变及驱动机制[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166-174.

[15]褚家佳. 乡村振兴背景下苏北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现状、成因及对策[J]. 江苏农业科学,2020,48(1):33-36.

[16]马婧婧,曾菊新. 中国乡村长寿现象与人居环境研究——以湖北钟祥为例[J]. 地理研究,2012,31(3):450-460.

[17]罗震东,陈芳芳,单建树. 迈向淘宝村3.0:乡村振兴的一条可行道路[J]. 小城镇建设,2019,37(2):43-49.

[18]李伯华,曾菊新,胡 娟. 乡村人居环境研究进展与展望[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8,24(5):70-74.

[19]胡 偉,冯长春,陈 春. 农村人居环境优化系统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2006,13(6):11-17.

[20]郭翔宇.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指导思想和战略部署[EB/OL]. (2018-01-01)[2021-05-2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88372930140322707&wfr=spider&for=pc.

[21]郭远智,周 扬,刘彦随. 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 内在逻辑与实现机制[J]. 地理研究,2019,38(12):2819-2832.

[22]王 俊. 乡村振兴战略视阈下新时代乡村建设路径与机制研究[J]. 当代经济管理,2019,41(7):44-49.

[23]冷忠燕,靳永翥.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创新及实现路径研究——基于内生性供给的理论视角[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8(12):61-70.

[24]杜 岩,李世泰,秦伟山,等.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与优化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1,42(1):248-255.

[25]游细斌,代启梅,郭昌晟. 基于熵权TOPSIS模型的南方丘陵地区乡村人居环境评价——以赣州为例[J]. 山地学报,2017,35(6):899-907.

猜你喜欢

质量评价江苏省乡村振兴
激活参与主体积极性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分析
抓好乡村职业培训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农商银行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对策建议
吃火锅的发现
我们不一样,我们都很棒
免疫检测技术在中药质量快速评价中的应用
学术论文质量的大众评价探索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of Innovative Learning
抽丝剥茧 层层递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