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良

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鸿章访问英国。其间，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组织阁僚为李鸿章踢了一场足球。看台上，李鸿章问索尔兹伯里：“众人踢一个球，何不一人一个？”首相回答“这是规则。”李鸿章不解，说“下人看主人踢球，不合规矩。”

显然，这一问一答，透出文化不同，认知不同现状。李鸿章讲“规矩”，索尔兹伯里奉“规则”。两者之间，即有相通之处，也有质的不同。前者重人治，后者重制度，中间的鸿沟，一时难于逾越。

事实上，不同文化之间，对规则与规矩的理解不同。即使同一文化，也会因一个人的地位、视角与阅历差异，对同一事物做出不同判断。陈康褀《郎潜纪闻》载，乾隆四十年（1775），和珅入职皇家銮仪卫校尉，也就是给皇帝抬轿的轿夫。

按规则，轿子里的皇帝，与抬轿子的轿夫，有实质性交集的可能性，几同火星撞地球。一天，乾隆出巡山东，途中有侍卫急匆匆跑到轿子前，说云南急报，一个罪犯越境跑到缅甸去了。时清缅之战正酣，乾隆很生气，说：“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

如果守规矩，和珅应该与其他轿夫一样，做茫然壮，以衬托乾隆的英明与伟大。问题在于，才华横溢的和珅，注定了与众不同。此时，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季氏将伐颛臾”的剖析，一如此情此景的人设。和珅脱口而出，“典守者不能辞其责耳！”

史载，乾隆一问，和珅一答，开启了君臣二人，共同颠覆治理规则，我即规矩的进程。陈康褀感慨，和珅“设稍感激知遇，持盈保泰，移其封殖自利之谋，以协赞军国，其功名福泽，岂在郭汾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