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娟 三秋树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我离婚了。和很多人因为鸡毛蒜皮的琐事离婚不同，我们是因为三观不同。

“你看能不能争取去一线？”

去年疫情防控期间，抗疫医护人员的子女中高考可降分的政策一公布，郭轶就给我发了微信：“老婆，你看能不能争取去一线？”

看到这条微信，我真想直接把他拉黑。作为非疫区三甲医院血液净化科的护士，我也争取过。不为别的，自己是做这一行的，冲锋陷阵责无旁贷。但考虑到我女儿只有10个月，单位没让我去。

起初我提出申请，郭轶很不支持：“咱姑娘才10个月，万一你有什么危险，她多可怜。”可医护人员子女的政策一出台，他口风立变，甚至不想想，他姑娘只有10个月大，离中高考还多遥远呢？重要的是，我们这些医护人员有谁是为了子女降分而选择奋不顾身的！

那天晚上下班回到家，他继续重复白天的话题，我问他：“你姑娘才10个月大，你是不是想得有点儿多？”他却振振有词：“万一将来有用呢？我跟你不一样，只要是为我姑娘好的事情，我豁出命去都要做。”这件事我本来没放在心上，只当是一个“孩奴”爸爸的爱女心切。女儿出生后，他辞去了体制内的工作，做起了食品代理的生意，一年365天无休，家里的车子房子都是他一点点赚回来的。

我曾经觉得这样的男人，过日子足够了。然而，疫情就像一面照妖镜，让我看到了郭轶的另一面。

“你一个做食品生意的，打什么口罩的主意？”

疫情防控期间，超市依然营业，他代理的休闲食品销售情况很好。送货与配货的工人都在老家，他只能自己既配货又送货，每天忙得脚打后脑勺。即便这样，他依然不满足，希望可以借这个机会赚更多的钱。

他先是让我在医院里找找关系，看看能否进到口罩。我愕然地看着他：“这个时候，武汉那边的口罩、防护服都紧缺得要命，你一个做食品生意的，打什么口罩的主意？”我的话一出口，他讥讽的话脱口而出：“我真不知道你在医院是怎么混的？一线去不了，又没人脉，这个家要是指望你，就得喝西北风。”

见他那副焦躁的表情，我试着说服他：“武汉水深火热，同健康相比，其他都是浮云。你也适当该防护防护，该休息休息。”谁知道此话非但没安慰他，反而引来了他更大的情绪反弹。他开始跟我算账，女儿的开销、货物押款的周期，以及我微薄的工资……

不想跟他计较。商人重利，我比任何人都知道他的辛苦与不易。所以，他日常生活里的小气与功利我都视为那是对我和女儿的爱。

谁知，他在我这里没有找到办法，开始自己四处联系，最后通过一个朋友的朋友联系上了2万只口罩的货源。他急吼吼地打款过去，3天后，对方称自己被骗了，这个朋友的朋友把自己打货款以及被对方拉黑等聊天记录及报警记录都发给了郭轶，还说：“哥们儿，对不住啊，我也是受害者。”

郭轶做生意多年，如此轻率地上当实属不该，且这次吃的是哑巴亏。且不说报警也很难找到那个人，关键是他一个想发灾难财的人，这警怎么报？

本想多赚点儿钱，却赔了12万元。那些天，我小心翼翼地安慰郭轶，生怕他因此急出病来。然而，我低估了他的承受力，他迅速想出了挽回损失的办法。

“有些钱可以赚，有些钱不可以，这是原则！”

郭轶代理一家速溶果汁饮料，开启了微商生涯，且打着共克时艰的名义，表示每卖出一包饮料，就会向武汉捐出一块钱。

那些天，郭轶在朋友圈里开始了各种轰炸。他在曾经的同事、生意合作伙伴、同学群里发布产品信息，表达情怀，将自己包装成一个心系武汉的良心商人。彼时，大家都困在家里，能够以这样的方式驰援武汉也是在尽微薄之力。于是，这些熟人的订单纷纷砸来，有人甚至一下子买了上万包。

然而，收到货款后，郭轶根本没像他说的那样拿出一部分捐给武汉。我提醒他：“你临时代理这款食品，以武汉为促销噱头必须兑现，否则，会对你的生意产生致命的影响。”谁知，他不听我的劝告不说，还要求我也转发他的产品信息。

我严词拒绝后，郭轶大光其火：“这个家就是我一个人的吗？我又没让你出钱出力，只是让你转发一个朋友圈你都不肯。”我一字一句地对他说：“有些钱可以赚，有些钱不可以，這是原则！”这场争吵，让我们陷入了冷战。

那段时间，看着朋友圈里很多夫妻因为宅家而为家务琐事闹矛盾，我内心突然羡慕他们。这些日子里的小打小闹看上去是矛盾，又何尝不是磨合与情趣。而我和郭轶的分歧是彼此价值观上的不可调和，我对眼前这个市侩到可以泯灭良心的男人日益失望。

每一天，郭轶都会给各种人打电话，对老李说老范买了2万包饮料，对大学同学说他小学同学买了8000包，而且那个小学同学家庭条件并不好，但人家觉得这种时候，这个钱必须得花……最为搞笑的是，在他自以为是的商业模式里，很多人默默地拉黑了他。

看着他上蹿下跳、绑架爱心，我心里十分不是滋味。在单位，我面对的是所有医护人员众志成城，是对疫情与生命最真切的关注关心，而回到家里，面对的却是郭轶那打得啪啪直响的生意算盘，真是莫大的讽刺。

从那天开始，我俩再也没有说过话

我的大学同学都是护士，我们每天在群里关注着每一个人的安危。但是，坏消息还是来了。我们寝室的室花在一线，感染病毒16天后医治无效去世。她的儿子只有两岁半。

消息传来，我难过得不能自已。大学同学纷纷捐款，在不能去为她送行的特殊时期，我们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哀思。我们都希望她的儿子失去妈妈之后，也可以过得好一点。

可是，郭轶听说这件事后，完全不关心我的感受，关心的却是捐出去的钱：“捐钱有什么用？国家一定会给她补贴的。再说了，谁能保证这钱就用在了她孩子身上。而且，钱多了就是好事啊？孩子被惯坏了怎么办……”我已经很难过很难过了，甚至不知道自己的那个耳光是怎样打出去的。

平常的日子里，郭轶是一个顾家、吃苦耐劳的老公，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次疫情里，我第一次如此无法忍受他的嘴脸。

也许是之前更多的时候，他一直忙于生意，我只看到了他带给我们好的生活，却并不知道他是如何做生意的。这次疫情，他唯利是图的那一面显得那么扎心，我甚至连跟他一起在桌子上吃饭的心思都没有了。

郭轶愣在原地，3秒后，他骂出来的话特别难听。好在女儿在爸妈那里，没有看到她爸爸的这一面。从这天开始，我俩谁也没再跟谁说过话。

疫情过后，我们经过几次拉锯，去民政局办了离婚手续。人们都说，疫情过后会出现扎堆离婚。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婚姻会像我这样，死于三观，而不仅仅是鸡毛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