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明

那时我在小镇读小学四年级，班主任是落户在镇上的上海女知青，教数学，四十岁不到。她脾气不太好，经常骂学生，骂得不解气的时候，便举起手或者教鞭，劈头盖脸一顿打。班上的小孩子，谁都吃过她的“生活”，谁都会讲两句上海话：“侬哪能噶戆额啦！”“侬只黄鱼脑子！”

彼时在小镇家长的意识中，把孩子交给学校，就是听凭处治的。

小孩子嘛，不打不成器。家长们甚至觉得，老师骂得越凶，打得越狠，越是说明负责任。

好几次，我看见戴着安全帽的男人，围着头巾的女人，裤腿上沾着油漆或泥巴，恭恭敬敬地立在办公室门口：“老师，我家小畜生不争气，随便打，打死不要紧。”

有一天，班上的教鞭坏了，几乎折成两截。班主任问大家，谁家里有竹子，可不可以帮老师做一根新教鞭。一只小手怯生生地举起来：“老师，我可以。”

举手的是隔壁桌的晓玲。晓玲小小的个子，两根稀疏的黄辫子，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她的脑子似乎对于解方程之类不太好使，考试总是后几名，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

第二天清早，讲台上放了一根教鞭。拇指粗细，圆润均匀，竹节被细心地磨过，一端钻了孔，挂了彩色穗子，穗子是晓玲自己编的。晓玲骄傲地说，她寻遍了爷爷家的竹林，好不容易才选定了这根。新锯下的竹子得在火上烘烤脱水，方能坚固耐用。

班主任大大夸奖了晓玲，赞扬她的心灵手巧和集体主义精神。晓玲低下头，两只手绞在一起，似乎憋着笑。印象中，这是她第一次当众受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