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含琳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 兰州730070）

近年来，我国哲学思想研究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融会贯通，哲学思想和方法对于其他传统的、新型的、边缘的和交叉的社会科学的指导意义越来越重要。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哲学思想与文化流派的融合发展。其实，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哲学思想一直与文化流派处在高度融合发展的状态，哲学中有文化视野，文化中有哲学理念和方法。在我国历史的几个重要时期中，哲学思想与文化的融会贯通，对每个历史时期的理论建设和社会建设，都曾经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哲学思想与文化理念的高度融合

从文化渊源来看，哲学是最高的文化形式，哲学是文化领域中的制高点。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哲学和文化，哲学既是一个时代文化的结晶，又是一个时代文化的结果，也是对一个时代文化的总结。但是，哲学也是一个时代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一定的哲学总是产生于一种特定文化当中，世界上不存在一种脱离了文化的哲学，也没有一种脱离了哲学的文化。所以说，文化和哲学总是处在融合、互补、共享的发展过程中，不管它们以什么方式，它们总是融合的。

关于文化与哲学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1］毛泽东在谈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时代特征的时候曾经说道，文化的科学本质与哲学理念在时代要求上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说道：“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2］在谈到文化的重要性时，毛泽东指出：“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3］由此可见，哲学思想与文化理念在基本原理上是有多方面相通的成分。

在邓小平理论中，有许多重大的理论观点和战略构思，都与哲学思想有关，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最大的特点是民本思想和实用理念。邓小平很少直接引用古代哲学的思想观点和理论表述，而是将中国历史上的优秀哲学观点在思维方式上进行吸纳和创新。比如，邓小平强调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根据，并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纳入“三个有利于”作为检验改革开放以及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邓小平还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和“三步走”的重要战略构思，邓小平说道：“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4］

同样道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也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并且这些哲学思想与中国特色的文化理念在本质上高度一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精辟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5］人们的文化理念和思想倾向，在许多方面与哲学密切相关，甚至受制于哲学。这是因为，哲学总揽全局，哲学是人类的智慧学、明白学，哲学是关于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门总的学问，是我们必须掌握的最主要的社会科学知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广泛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历史智慧，提出了一系列接地气、听民声、治贪腐、扬国威的重大举措。习近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新形势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立足中国国情，坚持问题导向，尊重发展规律，与传统优秀文化高度融合，提出了大量人民群众容易接受、容易理解和容易消化的文化理念，比如，关于“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多元治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型国际关系”“制度性话语权”“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等大量顶级关键词，在这些词汇中蕴涵着大量的哲学思维和哲学理念，从中也可以梳理出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要点、脉络，有助于我们从战略的高度、全新的角度理解国家治理体系问题。

实际上，回顾中国历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这就是这些伟人首先都是文化名人，都具有深厚的哲学功底，都有非常成熟的思维方式和观察事物的境界。也就是说，伟人之所以是伟人，他们都是哲学与文化高度融合的产物，都在哲学思想和文化倡导上有独特的建树。为此，本文将对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与哲学思想的沟通融合问题做些讨论。

二、中国哲学与文化融合的几个重要阶段

回顾中国哲学与文化融合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有几个鲜明的发展阶段，在这些阶段中，中国哲学作为文化精粹，始终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代表形式，从先秦哲学家们到“五四运动”时期的西方哲学的引入，中国产生了众多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化名人和国家栋梁。他们的研究成果永远是中国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符号。

（一）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生成性阶段：从商周到秦汉

中国文化发展有文字记载和大量文字表述的是在商周年代。总体来看，在秦汉之前的中国文化发展为哲学思想的生成提供了基本资源，这就是象形文字的发现、发明与完善。如从甲骨文到大篆、小篆、隶体等的提升过程。文字的产生是哲学思想和文化观念、哲学流派和文化流派得以萌芽和成长的基本手段。在此基础上，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我国产生了中国哲学的早期几个重要流派，如先秦诸子百家、汉代儒学制度和玄学。诞生了老子、孔子、墨子、荀子、庄子、孟子、韩非子等一大批哲学家，产生了道家、墨家、法家、儒家等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家与文化的融合发展将中国人的思想带入理性思考的世界，治国理政、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倡导仁义，主张礼仪等既是中国式文明发展的思想基础，又成为此后历代王朝遵循的基本治国理念。

总结这一时期中国哲学与文化融合日发展的轨迹，总体特征是中国特色的古代哲学思想体系与文化体系的初步形成时期。这个时期的中国哲学和文化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发展的初始性，其中创立汉字是标志，由于创立了汉字，中国开始有了真正的文化人和哲学，有了记载和传承历史和思想的工具；二是在文字创立的基础上形成了文字运用的新成果，这就是各种哲学流派机器学说的诞生，但是，这个时期的中国哲学和文化基本上都是“国货”、与外界接触不多；三是哲学和文化发展的目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与开化、教育、治国、理政、发展联系在一起。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个时期的哲学和文化的层次比较低，传播范围非常小，发展形式比较简单，神学城乡文化的影响比较大。

（二）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结构化阶段：从隋唐到辛亥革命

从隋唐到辛亥革命，是中国这些和文化最为繁荣的发展阶段，哲学和文化的融合贯通达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程度。在这个时期，哲学与文化的融合主要表现在：一是哲学流派繁荣昌盛。如产生了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等。二是儒学文化与许多新文化开始融合，如在容纳百家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朝廷为核心的大一统的宇宙观、天下观、伦理观、文艺观。三是形成了大量的新的文化流派，如“十家”之说，特别像宋明理学等，以朱熹、陆九渊为代表，提出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三教九流、阴阳五行、十二生肖、男尊女卑、男耕女织等文化规则。四是宗教思想发展极快，形成儒教、道教和佛教并存的局面。五是中外文化开始交流，如隋炀帝和万国博览会、郑和下西洋、玄奘取经等，提倡经世致用，反对封建专制，提倡思想解放。

总结这一时期中国哲学与文化融合发展的过程，此起彼伏，波澜壮阔，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哲学本身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比如，提倡百家争鸣，引进和吸收国外的优秀哲学思想和文化形式。二是文化发展的总体特点是结构化，即不再是某一家文化学说的“垄断”状态，文化发展的环境比较宽松，文化形式已经多样化了，新兴的文化形势不断涌现。三是哲学思想所倡导的观点与文化发展的导向基本一致，都要求教化民众、发展教育、繁荣经济、统一思想、规范习俗等。四是这个时期的哲学和主流文化学派，开始大量地为皇权、国家、贵族的思想和文化进行服务，文化内涵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官样文化”与民俗文化共同存在，文化具有了层次性级别。五是文化传承过程复杂，各种文化之间有交错和融合，科技含量比较低，“唯我独尊”的意识比较强，主流文化基本上是在汉族里面传承。

（三）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科学化阶段：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

对中国传统文化冲击力最大的莫过于鸦片战争和甲午海战，可以说，外国列强的大炮和“利舰”启动了中国人对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反思和检讨。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因为在这个时期中国人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情况，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化开始在中国人中间传播研究。二是中国学者开始大量翻译介绍国外的哲学著作，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萨特、费尔巴哈、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三是中国哲学家和文化大家繁荣昌盛，如郑昕、胡适、金岳霖、艾思奇、张岱年、张申府、汤用彤、冯友兰、严复、梁启超、康有为、梁漱溟、蔡元培等，这些名家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化大家。四是中国哲学和文化中开始融入科学因素，如以夷治夷、创办实业、兴办学堂、送留学生、引进外国专家、买进外国先进设备等。五是中国文化开始探索实现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之间文化平等的路径，如皇帝变总统、帝国变共和、开设议会、建立政党、小脚改大脚等。

总结这个时期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融合、传承和转折，应该说是哲学思想与文化传统融合发展的突变性最为突出的一个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转折发展基本上不是由本国因素引起的，而是外国列强的经济和军事冲击力促成的，外因起着主要作用，中国沿海口岸的被动开放，同时传入了西方的哲学思想。二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转折开始有了新的融合成果，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人们开始思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的结合问题，由此产生了中国特色的哲学和文化，如毛泽东哲学思想，实践论和矛盾论等。三是哲学与文化的融合更加紧密，比如，上面所提到的著名学者们，实际上他们既是哲学大家，又是文化大家。四是长期的内战和外战影响了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正常发展和繁荣，哲学和文化学派越来越多，但是思想导向的选择又比较彷徨。

（四）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政治化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和建设的历史时期。国家统一、人民团结、多党合作、秩序稳定，应该说这是哲学和文化融合发展的最佳时期。但是，由于政治路线和主要领导的决策在一定意义上的失误，特别是“反右倾”“批彭德怀”、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文化大革命”“两个凡是”等，使这个时期的哲学与文化的融合具有明显的政治化特点：一是在哲学思想中，过分强调唯物主义，不重视人们的心理感受，忽视人们的理性思维；忽视外部因素对发展的影响，过分强调“人定胜天”。二是在文化领域，大搞“样板戏”和“高大全”，取缔传统优秀文化和艺术，反对文学和艺术的多样化和多样性。三是“大鸣大放”变成右派一大片、文化大革命变成“整老革命”“整文化人”。四是哲学家和文化人中的相当部分，变成“走资派”和“臭老九”。

总结这个时期这些与文化融合发展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正常传承工作基本中断，大量文化人被打成右派，或者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黑帮、反动学术权威等，文化传承的人才队伍被搞散了。二是大量研究和教育机构被解散了，或者搞得不能开展正常工作，许多文化单位不搞文化工作，而是不厌其烦地大搞政治运动。三是这个时期的哲学与文化的融合传承也不能说没有，而是传承的方向和制度有问题。比如，搞个人崇拜、最高指示、领袖思想、统帅意志、唱样板戏、跳忠字舞等，文化传承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正常的转折轨道。四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融合发展基本上与国外之间是隔离状态，中国除了与少数几个小型的社会主义国家有联系之外，基本上与发达国家没有多少思想交往。

（五）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开放化阶段：从1978年到现在

从1978年到现在是中国的改革开发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哲学与文化融合发展的时代。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因为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以及历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对建国以来的哲学和文化发展的重大历史问题做了科学定论和决议，为大量哲学家和文化名人平反昭雪，许多哲学家和文化人又转行回来做文化工作。二是大量的这些和文化研究机关得到恢复，比如从国家层面到省级、甚至地市级普遍建立了完整的社会科学院所，研究工作开始步入正常发展轨道。三是中央继续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方针，各种新的哲学思想、文化观念、马克思主义研究工程等取得突破性进展，思想解放，文学繁荣，文艺日馨。四是大量引进国外先进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形式，信息技术在研究中大量运用，中外哲学和文化思想合作交流、兼容并蓄地共同发展。

总结这个时期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融合发展态势，最显著的特点是全面开放问题，开放是这个时期融合发展的突出特点：一是我党明确地认识到了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局限性，融合发展和传承不能搞“唯我独尊”，不能“井底观天”，而要有全球化意识。二是建立了完整的中外哲学和文化的交流通道，中外哲学和文化开始平等互补型发展。三是和谐成为哲学与文化融合发展的主题，孟子所讲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已经被全面接受，中国倡导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三是围绕核心价值观和职业道德建设，突显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五重”特性，即“重人生、重践履、重道德、重和谐、重直觉”等，国家提倡民主、重视实践、有行有德。四是在哲学和文化的融合发展中开始大量运用信息手段。五是国家给予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最有力的政策支持，如“立项目、给资金、多评奖、给重奖”等。

三、综合判断

从以上中国哲学与文化融合的几个阶段可以看出，就我国来说，历史上的文化与哲学融合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大量哲学思想与文化观念在内涵上基本是一致的，比如，关于人本主义、自然规律、生态保护、客观存在决定意识等，都是研究试图解释人类发展规律性的学问；二是不论是哲学思想还是文化观念，都比较重视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分析和判断，关系学、条件论、时空观、规律性、阶段性等，都是哲学和文化研究的主要问题；三是哲学和文化都比较关注主流思想和流派的影响力，不是所有哲学和文化都可以被统治阶级所接受，人民群众的文化观念与统治阶级的文化观念是有明显差异的，在哲学思想上也是如此；四是越是到了现代社会，哲学思想和文化观念也会随着环境条件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哲学和文化都是非常容易接受新思想、新技术、新制度和新政策的，所以，哲学思想和文化观念是创新发展的基本动力。

总之，用这样几个阶段或者时期，来表现中国哲学与文化融合发展的历史阶段和转折特点，主要目的是为了说明以下观点：

一是哲学与文化的发展历来都是“一体化”的状态，哲学发展不能离开文化，文化繁荣同样也不能离开哲学，哲学思想的繁荣支撑文化发达，而文化发达反映哲学思想的成熟。所以，研究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和哲学家，必须把他们的哲学思想与社会文化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深刻认识哲学观点形成的社会基础特点。

二是在中国古代到现代的每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哲学与文化的融合形式和效果，在一定意义上直接影响治国理政的模式和观念，比如提出仁义礼治、法规法制、以夷治夷、法治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等，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理念的解放思想与文化的全面开放同步推进，成为支持中国式改革开放的两个“轮子”。也就是说，对于中国特色的“解放思想”，也可以理解成哲学思想的解放。

三是中国历代的文化大家、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等，在一定意义上首先都是哲学家，都有哲学思想，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几乎所有的文化人，都系统学习和钻研过自己喜欢的儒家学说、道家学说、法家学说、甚至是外来的某些哲学思想，甚至在中国历史上，有大量的帝王将相和文人名家，都有自己特有的著作和文化成果。所以说，哲学思想是提升文化层次的关键因素。

四是总结这些历史过程和哲学与文化融合的时代特点，还可以说明，创新是哲学与文化融合的最佳动力和推动器，哲学创新可以促进文化繁荣，文化创新可以深化和提升人们的哲学思想素质。根据这些观点，我们认识，提倡和主张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接受国外新的理念和文化，必须倡导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领导干部、企业家们，应该多学习哲学原理，掌握了基本哲学知识的人才，肯定在文化上是高层次的。

五是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融合发展在近代以来的繁荣昌盛，与国家开放和引进西方国家的哲学和文化思想密切相关，开放也是中国哲学与文化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径。大量历史事实证明，在西方国家的哲学思想中最重要的理念是“包容并蓄”，有用的就是有价值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昌盛“一带一路”，发展高层次的开放经济，都需要我们坚持“包容并蓄”的精神，虚心向别的国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