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耀华

（长沙图书馆 长沙 410008）

近年长沙图书馆向社会广泛征集乡邦文献，收获颇丰，其中有瞿宣颖（兑之）的《方志考稿》未刻稿二册。本文以此二册手稿为研究对象，论述瞿宣颖的方志学成就，以及《方志考稿》出版研究情况，特别介绍稿本的版式、内容、体例等，分析稿本的文物价值、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以期对方志学研究和瞿宣颖研究提供重要文献。

1 手稿作者简述

1.1 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

瞿宣颖（1894—1973），湖南善化（今属长沙）人。字兑之，晚年号蜕园。父亲瞿鸿禨是晚清重臣。瞿宣颖“熟谙文史，工于诗词，兼习书画。治学博涉多通，邃于治史，尤精方志之学。于社会风俗、职官制度、秦汉史料、历代掌故及唐人诗文之笺证，均造诣甚深”[1]。

瞿宣颖出身书香世家。其曾祖瞿岱，字镇东，号鲁青。精于绘事，有名湘中，与何绍基、何绍祺、左宗棠等友善。祖父瞿元霖，字春皆，咸丰辛亥科举人，与兄元钧、弟元灿并称“三瞿”，曾任刑部主事，与李桓、谭钟麟、陈宝箴过从甚密。有《苏常日记》《天逸道人存稿》传世。父亲瞿鸿禨，字子玖，号止庵，晚号西岩老人。同治九年庚午科举人，次年辛未科进士，星轺屡出，曾任河南、福建乡试主考官，叠掌文衡，历任浙、闽、蜀、苏四省学政。其在庚子之乱中被授太子少保衔，出任军机大臣，因丁未政潮开缺回籍，辛亥革命后举家流寓上海，逝后谥“文慎”，著有《止庵诗文集》《汉书笺识》等。瞿宣颖的母亲傅幼琼、妻子聂其璞均出身名门。

瞿宣颖幼承家学，又得亲聆王闿运、王先谦、曾广钧等旧学宿儒传教，旧学功底非常可比。瞿宣颖12岁考取京师译学馆，后就读于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接受新式教育和进步思想。五四运动消息传至上海，复旦大学学生推定瞿宣颖为大会主席，发布由其起草的《学生联合会宣言》声援北京学生。

瞿宣颖一生经历复杂。早年在北洋政府任职，担任过国史编纂处处长、印铸局局长、国务院秘书长等职。后转而以治学为主，执教于南开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高校，参加中国营造学社、北平研究院等学术团体。抗战爆发后滞留北平，更名为“瞿益锴”，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秘书厅长、“北京大学”代理总监督、“国立华北编译馆”馆长等职，留下人生难以抹去的污点。抗战胜利后，易号“蜕园”，“意在忏悔自己走过的弯路，表示要如蝉蜕般告别旧我”[2]。

瞿宣颖1947年以后流寓上海，经齐燕铭介绍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译所特约编辑，担任徐汇区政协委员，靠“笔耕卖文为生”[3]。“文革”开始后受到迫害，获刑十年，瘐死狱中，终年八十。“文革”后始获平反。

1.2 博通精邃的学术成就

瞿宣颖治学博通，精研文史，勤于著述。周劭先生对他评价极高，认为“本世纪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半个世纪中，中国学术界自王海宁、梁新会之后，够称得上‘大师’的，陈、瞿两先生可谓当之无愧”[3]，将他与史学大师陈寅恪并称，二人是一时瑜亮、铢两悉称。

瞿宣颖在秦汉史的研究方面，著有《两汉县政考》《汉代风俗制度史》《秦汉史纂》等。辛德勇教授认为《两汉县政考》“迄至今日，依然没有同类著述，足以取而代之”[4]。在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瞿氏也有开创之功，著有《中国社会史料丛钞》，顾颉刚在是书之序言中称“中国社会史之著作将造端于是”[5]。

瞿氏对掌故学颇有建树，出版《故都闻见录》《北京掌故》《同光间燕都掌故辑略》《人物风俗制度丛谈》《汪辉祖传述》《杶庐所闻录》《养和室随笔》《铢庵文存》等著作。陈寒川评价他的掌故笔记：“行文简洁，生动亲切，出语诚实，事必有据，可与邓之诚的《骨董琐记》相媲美。”[6]

瞿氏晚年从事古典文献整理，据不完全统计，陆续出版有《通鉴选》《古史选译》《左传选译》《汉魏六朝赋选》《中国骈文概论》《楚辞今读》《古今名诗选》《李白集校注》《刘禹锡集笺证》等。其中《刘禹锡集笺证》在他去世多年后荣获国家图书一等奖，可见其价值。瞿宣颖校订清代黄本骥《历代职官表》，在前加有自撰的《历代官制概述》，在书后附有《历代职官简释》，是研究历代官制的权威著作。

瞿宣颖尤以方志专家闻名。他曾担任北洋政府国史编纂处处长、河北通志馆馆长，参与北平、天津、河北、上海等地新志修撰，同时在多所大学讲授方志学课程，著有《北平志编纂通例》《北平史表长编》《北京市志稿前事志》《志例丛话》《志例丛谈》等，其代表作《方志考稿》奠定了其在方志学领域的地位。

2 《方志考稿》的编撰与出版

2.1 《方志考稿》与天春园藏书

乾嘉年间方志之学经学者章学诚等大力倡导，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方志学理论。清末民初，随着西方史学、地理学和目录学的传播，方志整理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和方法。

1930年，37岁的瞿宣颖同时担任多所大学教职，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同时开设“方志概要”课程，有编纂一专门方志书目提要的想法。是年春天，他在天津结识任凤苞，得到任氏的大力支持。《方志考稿》中著录的方志主要来自天津天春园任凤苞藏书。

任凤苞（1876—1953），字振采，江苏宜兴人，银行家、藏书家，1928年迁居天津。他的天春园积三十年之功，专注于方志收藏，被称为“私家藏志之巨擘”[7]，方志藏书数量和质量在海内首屈一指。1936年出版的《天春园方志目》共收录所藏方志2 500余种。张国淦称赞说：“……其精且博有如此。于北则北平图书馆差足伯仲，于南则涵芬楼犹或不逮。至私家庋藏，若吴兴刘氏、杭县王氏，抑非其伦也。”[8]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旧时私人藏书家对待藏书秘阁深藏靳不示人，“深锁嫏嬛饱蠹鱼”的做法不同，任氏特别注重藏书的传播利用。他认为“藏书不如读书，一人读不如合同方者读之”，襄助方志学家张国淦编著《中国古方志考》，对于“他人有乞借者亦若是，近如北平图书馆，远至滇、黔省志局，凡有所求，靡不应”[8]。新中国成立后，任凤苞将珍藏的方志悉数捐献给天津市图书馆。

瞿宣颖在《方志考稿》（甲集）序言中说，任氏“尽出其所藏，恣余检阅……余每至天津则适馆授餐，随义商榷。家居则辇书相就，邮问稠叠。虽麋金费日不惜，惟以促书之成”[9]。任氏则说：“兑之讲学诸校，借书而读，多废时日。余则发愿尽出所藏，供其研讨。邮递纸墨写官之费，亦余一力任之。”[10]瞿、任二人“相约成书，刻日为程，然膏不辍”，终于在1930年12月出版《方志考稿》（甲集），当时版权页注明“著作者：瞿宣颖，发行者：天春书社”，由京津印书局印刷，总发售处就设在北京黄米胡同瞿宅和天津法租界任宅。

2.2 《方志考稿》（甲集）版本

《方志考稿》（甲集）笔者目前所见的版本有1990年天春书社排印本、1990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据天春书社本影印本、1990年上海书店《民国丛书》本等三种。

《方志考稿》（甲集）被收入《民国丛书》第2编第81册中，扉页注明“本书据商务印书馆版影印”。王德恒、许明辉等所著《中国方志学》第529页所列主要参考书目中包括“《方志考稿》瞿兑之撰 大公报社1930年版”[11]，可知此书应该还经商务印书馆及大公报社两次出版。

3 《方志考稿》的学术价值及相关研究

3.1 《方志考稿》是“我国近代第一部方志目录提要专著”[12]

中国首部馆藏方志专目是缪荃孙1912年编制的《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随后《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谭其骧著）、《天一阁志目》（冯贞群著）相继问世，但都仅限于列明简目，著录书名、卷数、朝代、作者姓名、纂修时间和版本年代等基本信息。

方志卷帙浩繁，检阅不易，如何最大限度地对方志的信息进行介绍，找到“地方志内容揭示和读者需要之间矛盾”最优解？对此，瞿宣颖首创叙录体方志提要，“使读者开卷而了然于其源流所自与其内容所涵”[9]，“揭开了编制方志提要专目的时代序幕”[13]。

3.2 《方志考稿》创新了方志提要的体例

瞿氏在该书自序中说：“大抵每书必首严其名称，次述其纂修之年月与纂修者之姓名，次述其旧志之沿革，次述其类目，次辨其体例，最后评其得失。尤注意于其所苞之特殊史料。”[9]除此之外往往还略述其地方沿革。

余绍宋称，是书“体裁既佳，考论亦当，其为不朽之作”[14]。来新夏在《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序言中称赞《方志考稿》“逐一辨其体例，评其得失，志其要点，录其史料，为学术含量颇高之目录学专著”，民国以后出现了诸多志书提要，多依《方志考稿》体例[15]。

3.3 《方志考稿》对方志编修具有指导意义

民国“黄金十年”间，社会基本稳定，经济恢复发展，政府倡导修志，各个图书馆及私人藏书家均广泛收藏新旧志书，方志学研究出现繁荣。 《方志考稿》（甲集）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中产生的。诸葛计在其编著的《中国方志两千年通鉴》中归纳《方志考稿》（甲集）的功用：一是纠正后来修志者对方志之不正确认识，端正修志态度；二是方便后来修志者比较优劣，找到学习之样板；三是推进方志学之进一步建立。

3.4 《方志考稿》开拓了对地方志的研究利用

地方志是以史料见长的历史文献，瞿宣颖尤其注意方志所含之特殊史料。通过提要揭示，便于史学工作者取材，有利于国史之编修。余绍宋在序言中提到“国事卼臲职是之由，虽其种因甚多，而秉政者不能深察民俗之所由成”，利用方志可以“使秉政者得取以为考镜探索之资”，“以为他日立法施政之基而求达乎好恶同民之治”[14]。

《方志考稿》出版不久，日本文献学家长泽规矩也马上向日本国内的研究者做了介绍。他说：“府县志历来多次编修，同一县志也因编纂时代不同而在内容上有所差异，故此不能仅以书名而判断内容。另外，方志还会因体裁而完全不同。去图书馆查阅，如能有记载书名、卷数、编者以及卷次、体裁的解题书，一般就会变得非常方便。为此，专门有一本书叫《方志考稿》（瞿宣颖，甲集，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天津天春书社铅印本，线装三册，总计约五百页，定价四元）的书，记载了志书中的特殊史料，评论了编纂的得失。”[16]

当然，《方志考稿》也绝非不刊之论。出版后的次年，民国学者、藏书家徐兆玮在其日记中就指出书中《续萧县志》著录有误，山西大学梁锦秀1992年撰文指出“山西篇”中的《康熙保德州志》等四则著录错误。但瑕不掩瑜，《方志考稿》至今仍然高频次地出现在方志学界诸多研究著作中。

4 长沙图书馆藏《方志考稿》未刻稿的基本情况

长沙图书馆藏有《方志考稿》未刻稿两册，系2016年、2020年在私人藏家处征集得来。稿本高32厘米，宽21厘米，纸捻装订，保存完好。两册书衣均有墨笔题“方志考未刻稿”，其中一册右上角署名“瞿兑之宣颖撰”，并有小字标注“共四册，第一册”，另一册内页首页右下角钤有细朱文“张氏萧瑜轩珍藏印”一方。

关于《方志考稿》书名的由来，瞿宣颖在序言中提到：“若纪氏之提要，则实非浅率之所敢比伦。兹姑承用朱氏之名谓之《方志考稿》，庶几旦夕不填沟壑留待他日写定云耳。”[9]他自谦不敢名其书曰提要，乃仿朱彝尊的《经义考》定名。但《经义考》列明存、阙、佚、未见四例，瞿氏所作仅为叙录，以所见为限，实际上是方志提要，并未遍考佚志。

《方志考稿》更多是在形式上借鉴朱氏《经义考》。“余之草此书，仅为随笔笺记之体，以视朱氏《经义考》，虽不敢望其宏博，形式固犹近之。”[9]两册手稿用纸或红或绿，形制不一，尺寸间有不同，盖观书之时随手为记之故。

其实瞿氏对文房所用笺纸颇有自己的标准和眼光，曾专门撰《说笺》一文，阐述古今笺纸优劣，其中特别提到自制补书堂图笺事。手稿有补书堂稿纸数十页，红色方格，每页竖十行，横十九格，左下角印有“补书堂丛箸”字样。“补书堂”为作者斋号，“补书堂者，宣颖所制名以纪先泽也”[17]。瞿鸿禨在长沙潮宗街旧宅藏书宏富，藏书之所有超览楼、赐书堂、扶疏书屋、双海棠阁等。瞿宣颖青年时得荫下之福，在这里读书，“一生所得文史安闲之乐，于此为最”。辛亥以后，旧宅藏书多有毁失，1925年运送到北京后大半散落，瞿宣颖“思欲补其亡阙，稍复旧观，而力不逮，故名其堂曰‘补书’以寄意”。1931年、1933年，瞿宣颖以“行止靡定，世变莫测”，分两次将自己部分藏书寄藏北平图书馆。据馆方编印的《瞿氏补书堂寄藏书目录》，寄藏图书计有1 800多种、近6万卷。虽不复瞿氏长沙藏书鼎盛时的状况，却也相当可观。

手稿第一册有一页用“南大学生会出版部稿纸”记《光绪凤台县志》。查考文献，民国十三年（1924年）南京大学学生会成立之初就在总务部中设立了出版股，十七年（1928年）冬，改称南大学生会出版部。1929年11月26日《南大周刊》第72期刊发“出版社组织成功”短讯，提及瞿宣颖等为顾问[18]。

5 《方志考稿》未刻稿著录方志略说

经过初步整理，长沙图书馆藏《方志考稿》未刻稿中第一册为安徽省各时期州、府、县志提要，著录64种，1 847卷。第二册为四川省各个时期州、府、县志提要，著录118种，2 282卷，合计182种，4 129卷。

每种方志撰写提要除了名称、纂修年月与纂修者姓名、旧志之沿革、类目之外，常常能辨其体例，评其得失，特别注意方志中所包含的特殊史料，着眼于志书的体例类目、资料选用、撰写方法等，评论优劣、得失、长短，客观中允。评价语言精练，反映撰写者的学术涵养与独特个性。

瞿宣颖坚持敢于批评名家名志的传统。例如段玉裁撰《乾隆富顺县志（五卷）》提要中，作者评论：“段氏以积学大师来宰斯邑，听政之暇博考群书以成此志，自异于俗人所为”，“然观其全书，则仍随事排列了无史法，实不可为训。惟以建置冠首而治署别为一目，稍较他志径目官署为建置者为胜耳。”

评说方志的学术视角更广阔，选材、行文、编校各个方面的问题都有关注。如评论《光绪秀山县志（十四卷）》“父老遗闻纂组成文雅丽可诵，自有方志以来鲜此妙笔也”，这是对于此书文学性的肯定；“其货殖一篇述丹砂、桐油、烟草、石炭之货，皆详其出产时地、制造方法、交易价格，以雅炼之笔写琐细之事，而无罅漏之弊，非良史不能为也”，这是对此志的史笔的肯定。

瞿宣颖特别注重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关注方志中包含的特殊史料。如《同治高县志（五十四卷）》“卷首录当时颁发章程序言一则，可资掌故”并在文后以四页纸全文抄录了这份《嘉庆十六年奉上宪奏准编纂四川通志颁发章程序言》；《乾隆保县志（八卷）（写本）》提要中指出“本书边防一志，叙金川兵事原起颇详悉”；《嘉庆峨眉县志（十卷）（附宣统续志）》提要中提及“艺文中有县人、房县知县张宏昳纪张献忠事一篇，实关一邑掌故”；《同治理番厅志（六卷）》“边防中土制、夷俗、夷情诸门颇存故实”；《光绪越嶲厅志（十二卷）》“武功、边防、土司三篇均足史料”等等。

著录中重视发现编纂方面的长处和创新、革新的举措。如：《同治涪州志（十五卷）》“涪以山川之美，著志多取引证，其增补者则识于书眉，宋人题字皆摹刻志中，亦创体也”；《光绪增修灌县志（十四卷）》“是编于援引诸书一一标注原名，自非率尔操觚者可比。其物产志一门搜罗数百种之多，更为采取群籍详加注解，亦颇见宏富”；《嘉庆东流县志（三十卷）》“此书注意于绘图之法及沿革之考，皆李氏专长”。

瞿宣颖对于体例失当、内容疏漏、谬误和编纂者的不足等常常秉笔直书。如指出《康熙建德县志（十卷）》“诡立一名曰通考志，是诚不知其义何居矣”；《乾隆芜湖县志（二十四卷）》“卷十八为俪事志，其曰俪事志者，指禨祥、戎事、勋爵、封荫而言，殊不识体要”；批评《同治郫县志（四十四卷）》“杜诗有酒忆郫筒之句，本书中物产篇一字未及”，《嘉庆怀远县志（二十八卷）》“方技中所称‘邋遢张’自即张三丰事，乃略不涉其前后事迹，且不着其所从来，何其轻视民间传说若此耶”。

瞿氏对于传统修志中的流弊非常不满。如他揭露和痛斥徇曲售私行为，于《光绪寿州志（三十六卷）》提要中指出：“卷末胪载捐赀修志诸人事迹，可见其谨徇乡曲之意而未协史裁也。”

瞿宣颖在《光绪庐州府志（一百卷）》中提到“学部志目有康熙十二年知府周梦熊修十卷，本书盖鲜取因袭也”。他在著录《嘉庆五河县志（十二卷）》时指出：“今学部志目所存自康熙李志始，而本书凡例谓微独癸亥所修志亦鲜有存者，盖搜求未遍也。”可见作者在撰写《方志考稿》一书时，除了凭借任氏天春园所藏之外，对学部图书馆等处收藏方志也是十分了解和熟悉的。另外，《嘉庆怀远县志（二十八卷）》提要页眉标记有“此数语有误，再查”，可见作者严谨治学的态度。

6 《方志考稿》未刻稿的价值

6.1 版本价值——补《方志考稿》（甲集）内容之不足

已出版《方志考稿》（甲集）共分6编，笔者逐一统计著录种数，第一编直隶185种，第二编东三省24种，第三编山东145种，第四编河南134种，第五编山西128种，第六编江苏107种，共计723种。多位学者在各自的论述中均沿用“约600多种”的笼统说法，不知何故。

据《天春园方志目》，所收方志总数达到2 500多种。《方志考稿》（甲集）只有三分之一。长沙图书馆藏未刻稿2册共著录方志182种。按照封面作者自署“共四册”的情况估计，另外2册尚有近200种。瞿氏另作有《方志余记》，依方志考体例，著录陆续发表在1942年至1943年的《中和》月刊，湖南、湖北、甘肃、云南、广西、山西、安徽、江苏、浙江诸省方志，计有153种（长沙图书馆藏有作者剪辑本），可以作为以后《方志考稿》出版乙集的重要资料，对研究民国方志研究不无裨益。

6.2 史料价值——研究瞿宣颖的珍贵一手资料

瞿氏身后寂寂，文献零散，零星可见史料多是片纸残篇，相关研究文章，缺乏实物参照。数篇追忆文章多是以学生、同事、晚辈的记述为主，由于瞿宣颖的历史问题，加之当时的政治环境，其子女都“与他划清了界线，不再有任何往来”[19]，后人对他的了解并不完整。近年瞿宣颖的许多著作得以出版或再版，但对作者的介绍十分缺乏。复旦大学田吉博士论文撰成《瞿宣颖年谱》，旁搜博采，考论精当，文后附录《瞿宣颖著述目录》，似未提及诸多未刊行的手稿。历经浩劫能够完整保存至今，长沙图书馆收藏的手稿对瞿宣颖个人、特别是他在方志学方面的研究均具有宝贵价值。

6.3 艺术价值——传统文人的书法风貌

手稿除2页便条以钢笔书写外，均为毛笔小楷。观其书法或行或草，既融北碑之刚，又兼南帖之丽，方笔圆转，气韵纯厚，自成面貌，显示出作者高超的书法艺术修养。

瞿宣颖自幼得益于父母的熏陶，父亲瞿鸿禨书法自不待言，长沙图书馆藏有其《星轺便览》及自作诗手稿，雄劲多姿。瞿宣颖的母亲傅幼琼，河南按察使傅寿彤之女，聪慧多艺，尤以书名。章士钊《柳文指要》中称赞：“吾国女流能书，吾见以傅幼琼夫人之汉分为第一。”[20]瞿宣颖青年时从名宿尹和伯学画，“尹氏擅画，而书法非其所长，题画往往请兑之代笔。”[21]瞿宣颖与陈师曾、黄宾虹等交往密切，在书画界颇有影响，润例广告一九四九年前刊登在《古今》《申报》等杂志。郑逸梅称赞：“兑之书法遒美，有晋人风，古人所谓‘即其书，而知其胸中之所养’，不啻为兑之而发。”[21]吴宓说瞿宣颖“博学能文，著述宏富，又工书法，善画山水及梅花。合乎吾侪心目中理想的中国文人之标准”。[22]观者可以由此管窥传统文人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