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儒 蒋永福

（1.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 哈尔滨 150025；2.黑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1 引言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而且中华文化有着西方文化所不具备的“东方思维”特质，这是众人皆知的历史事实。此外，中华民族拥有热爱学习的优良传统，学以明道是中国古人治学的宗旨，而文献典籍是古人学以明道的主要知识资源。故此，中国古代发展出繁荣的修书事业，在几千年的文明历程中整理出了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其中官修图书是重要组成部分，并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国古代官修图书活动自先秦始，至清乾隆时期达到鼎盛，期间即便战乱频仍，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仍十分重视对图书典籍的搜集整理。自汉武帝“开献书之路”始，至清乾隆帝面向全国大规模征书以修《四库全书》，皇帝直接参与官修图书活动成为传统。从现有史料来看，古代皇帝对官修图书活动的管理控制可谓事无巨细，从组织实施、体例结构、内容选择，到收藏与流通，皇帝常常亲自颁发敕令，明确修书思想和要求，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政府行为严格施行。

那么，中国古代帝王缘何对官修图书活动如此重视？或者说中国古代帝王组织官修图书活动的深层思想旨趣是什么？笔者将之概括为“修书以供治世”，即帝王通过官修图书活动为自己治理国家提供帮助，以成太平盛世。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的思想旨趣有别于由西方文献整理活动发展而来的现代文献整理活动的思想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