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

“对我来说获奖是一个惭愧，你后面的事做不动了，坐上轮椅还能做多少事？”面对采访者，顾诵芬缓缓说道。

不久前，新中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两院院士顾诵芬被授予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作为我国航空工业近70年进程的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顾诵芬被誉为新中国杰出的飞机设计大师、飞机气动力设计第一人。但在谈到获奖感受时，他表达出的情绪却是“惭愧”。“我们航空的事不是一个人干得起来的，都是团队集体努力。”

“没有航空，国家会受欺负”

1950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研究我国航空工业建设问题时提出，国家准备5年内拿出60亿斤小米用来支援发展航空工业。60亿斤小米，按当时的物价算大约是5.35亿元人民币。对百废待兴的中国来说，这绝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没有制空权的军队就要被动挨打，没有制空权的国家必然遭受侵略”，就算一穷二白，中国航空工业还是在抗美援朝的硝烟中艰难起步了。

1951年，刚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顾诵芬来到北京，加入刚刚组建的航空工业系统中。1956年，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顾诵芬继续北上。在沈阳，他作为首批核心成员，在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等开拓者的领导下，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新征程。

对年轻的顾诵芬来说，离家北上建设航空工业，不仅是响应国家号召，也是在践行他从小的理想。多少年过去，“七七事变”爆发后频繁出现的飞机轰炸声，总是在他的耳边回荡。“没有航空的话，我们国家将来还得受人欺负，我以后想造飞机。”顾诵芬坚定地说。从此，他在高考志愿上填报3所大学的航空系，是因为这份初心;大学毕业后，投身航空工业一线，也是因为这份初心。

到沈阳后，顾诵芬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设计一架亚音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歼教-1。在这之前，中国航空曾迎来一批苏联“老师”。可他们的“课程”里，只有如何制造飞机，并不教我国如何设计飞机。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等于命脉在人家手里，这怎么能行？但自行设计，就意味着一切从零开始。

按照时任沈阳飞机设计室主任徐舜寿的方案，他们要设计的喷气式飞机需要从两侧进气，而不是用机头进气。这在国内根本没有先例。准确说，那时我国在气动力设计方法和手段上完全空白。而作为气动组组长，顾诵芬在大学时就没接触过喷气式飞机。因此，在听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北航”）图书馆有一份相关国外文献后，他立刻动身来到北京。为了不影响学生白天使用资料，他借了一辆旧自行车，天天晚上跑北航查找抄录资料，整整跑了一个星期，自行车前叉在土路上都颠裂了。就这样，靠着硬“啃”国外资料，顾诵芬最终提出了亚音速飞机气动参数设计准则和气动力特性工程计算方法，出色完成了歼教-1飞机的气动布局设计。

歼教-1首飞成功后，几乎是无缝衔接，顾诵芬又通过完成我国首型初级教练机——初教6飞机气动布局设计，建立了亚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体系;随即又在国内首次建立了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体系，实现了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计算、试验与试飞的闭环。他所创立的飞机气动力设计方法体系至今仍被国内飞机设计采用，为后续歼击机设计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但在1978年之前，顾诵芬的名字并不为人所知。虽然我国第一架自主设计的喷气式教练机歼教-1，早在1958年7月26日就在沈阳飞机厂机场首飞成功，但考虑到当时的国际环境，首飞成功的消息并没有公开。周恩来总理知道后还托人带话，“告诉这架飞机的设计人员，要他们做无名英雄”。

顾诵芬和他的同事们从不畏惧做无名英雄。“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这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到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因国家、军方、航空工业系统、地方政府多次的奖励、表彰，顾诵芬的名字才逐渐进入世人的视野。他却总是说：“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很高的荣誉。这些荣誉应归功于那些振兴中国航空工业的领导和默默无闻、顽强奋斗的工人、技术人员。”

“有顾总在场，我们就踏实了”

1969年7月5日，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型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首飞成功。顾诵芬松了一口气，前一晚，他做了很多噩梦，担心飞机会摔下来。顾诵芬没办法不担心。“歼-8”的研发经历了太多的艰难。

研发中国自己的新型歼击机——顾诵芬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个想法，是在1963年7月的一次技术报告会上。此前，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已经对米格-21进行了近3年“技术摸透”。顾诵芬认为，摸透只是初步阶段，我国最终还是要设计出自己的飞机。为此，他在会上提交了一份设计报告。

1年后，经过进一步准备，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一设计研究所提出，“现在应该把重点转移到自行设计上去了”。1965年1月，黄志千被任命为歼-8飞机总设计师，顾诵芬担任副总师之一。

不幸的是，4个月后，黄志千在赴西欧考察途中遭遇空难。新机研制工作由叶正大领导，以王南寿为负责人的总设计师办公室，成员包括蒋成英、顾诵芬等。接下来的几年里，顾诵芬主持解决了歼-8纵向稳定性、横侧向稳定性等技术问题，为其首飞成功作出了贡献。

但对顾诵芬等人来说，首飞成功只是一个开端。没多久，他们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飞机在向大速度飞时出现了抖振问题。飞行员对顾诵芬说，就像坐在一辆破公交车行驶在并不平坦的马路上，颠得太厉害。

为了找出问题所在，顾诵芬带领团队想了各种办法，从机尾罩的设计到内外流的协调，再到方向舵上安装阻尼器，一步一步去排振，逐渐提高飞机的速度。然而，直到1978年，飞机的抖振问题仍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顾诵芬判断飞机尾部存在着气流分离现象，却苦于没有好的录像机和照相机，而无法证实这一判断。后来，他想到了一个“土办法”，在机尾罩周围贴上毛线，人坐在另一架飞机上观察，哪些地方的毛线是震动的，这样就可以看出哪里存在气流分离问题，而顾诵芬本人就是那个观察者。为了观察清楚毛线条的扰动，两机的距离和间隔都在5米左右。这样的飞行对飞行员和顾诵芬来说是一种冒险，更何况顾诵芬从未接受过飞行训练。但他还是承受着巨大的身体负荷，连续3次上天观察，终于找到了症结所在。

试飞当天，他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出门了。家里人以为他只是日常上班，没想到他会瞒着他们登上试飞员鹿鸣东驾驶的歼教-6飞机。由于姐夫黄志千逝于空难，他们家有一个约定：不再乘坐飞机。但从提出办法那時起，顾诵芬就没有再考虑这个问题。“心里想着的是国家，并不是想着自己怎么样。”顾诵芬说。

1979年年底，歼-8终于正式定型了。歼-8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中国拥有了完全国产的高空高速歼击机。第二年，顾诵芬成为航空工业第一位由国家任命的型号总设计师，承担歼-8Ⅱ的研发工作。歼-8Ⅱ被评价为“我国空军装备的歼击机中最高档的机种，对改善空军装备、增强国防力量，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而整个歼-8系列飞机共衍生16种型号和技术验证机，装备部队350余架，一直是我军20世纪的主战装备。

1986年，顾诵芬离开他工作了30年的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调到北京的航空工业科技委工作，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为航空装备的体系建设、重点型号的未来发展，以及国防事业的宏观布局建言献策上。

从大飞机专项到第四代战机技术的革新，再到最新前沿技术探索，顾诵芬一直关注着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希望尽可能给年轻人一点帮助。“有顾总在场，我们就踏实了。”不少年轻飞机设计师这么说。

2012年，顾诵芬被确诊患有直肠癌。虽然后来接受了手术，但他至今仍处在癌症的康复期。可即便如此，他依旧每天雷打不动地按时出现在办公室里。从家到办公室，距离约500米。这段路程，常人走起来用不了10分钟，顾诵芬却需要花上至少3倍时间才能走到。但他从未想过要停下来。“了解航空进展就是我的晚年之乐，”顾诵芬认真地说，“希望我们的航空工业能够真正发展起来，成为世界先进国家之一。”

获颁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前，顾诵芬不小心摔了一跤，当被问到康复后最想要做什么时，他缓缓说道：“还是搞飞机设计。”

“还是搞飞机设计”，说这句话时，这位已过鲐背之年的老人，眼中隐隐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