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齐

摘要：翻译是一种复杂的文化行为，它不仅涉及语言，还包括社会政治、文化等意识形态多方面因素，其社会属性明显，因此政治意识形态与翻译密不可分。它不仅影响着译者对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对翻译研究也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从政治意识形态这一层面入手研究中国翻译史十分必要。

中国的翻译史据考证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纵观其发展阶段，中国总共经历了四次翻译高潮：东汉末年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西方翻译和文学翻译以及现当代翻译。政治意识形态对翻译家的翻译思想及目的，翻译选材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对翻译活动同样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关键词：政治意识形态;中国翻译史;翻译活动;翻译高潮

中图分类号：H059;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1）22-0031-03

1意识形态中的政治因素对翻译实践的影响

意识形态，属于哲学范畴，可以理解为对事物的理解、认知，它是一种对事物的感观思想，是观念、观点、概念、思想、价值观等要素的总和。意识形态不是人脑中固有的，而是源于社会存在。人的意识形态受思维能力、环境、信息（教育、宣传）、价值取向等因素影响。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同一种事物的理解、认知也不同。意识形态中的“政治”是个宽泛的概念，它包含了各种集体的政治行为和个体政治行为。翻译的实质是翻译主体的译者进行主观选择和决定的过程。

美国翻译学家安德烈·勒菲弗尔阐述了影响翻译的“两要素”理论，即翻译自始至终都会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的影响。译者的意识形态和翻译当时接受文学中的主流诗学是决定翻译所投射的文学作品形象的两个基本因素，而其中译者的意识形态又是首要因素，他决定了译者所要采取的基本翻译策略。操纵翻译策略选择的主流意识形态可能是译者本身认同的，也可能是赞助人强加给他的。翻译活动的赞助人对意识形态往往比诗学更感兴趣，他们会通过各种手段直接或间接地左右译者的翻译策略，保证译作所反映的意识形态符合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而不会破坏社会体制的 整体稳定和正常运作。

根据Lefevere的理论假说，政治因素作为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方面也必然对翻译实践产生重大影响。而其中译者的政治意识形态，赞助人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民族意识形态都是政治因素的具体体现[1]。目的语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译者的翻译策略。一方面，处于政治的考虑，对遇到可能引起麻烦或纠纷的内容，译者或者加以删除，进行淡化，一般都会自觉地避免译入那些有可能触犯政府或主流政治的言论或描写。另一方面，出于某种政治心理或者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如果需要，译者也会竭尽渲染之能事，浓墨重彩地突出与之政治意识形态相吻合的部分。

中国的四次翻译史高潮，从政治意识形态和翻译作品之间的关系分析来看是可以印证Lefevere的这一理论的。不同时期的主要翻译作品随着各个不同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变化。

2翻译的第一次高潮——佛经翻译

我国翻译史上第一次翻译盛况始于佛经翻译。它始于东汉，鼎盛于唐代，延续至宋元，历经一千多年。意识形态对于翻译的影响由此次佛经翻译盛况中可见一斑，主要反映出社会意识形态直接促进了我国翻译的发展，并影响了当时译者选择的翻译内容和方法，而翻译内容又反过来促进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两者互相影响，相互制约。

东汉时期，群雄割据，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不安，给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民间对统治者的压迫怨声载道，不断爆发农民起义。由于宗教能够麻痹人们的思想，帮助统治阶级统治人民，巩固地位，佛教的传入顺应了当时的统治需要。此外，佛教教义与儒教、道教的道义有契合之处，也能够融入我国宗教主流。

佛经翻译在隋唐时期达到全盛，在初唐时期佛教发展到达顶峰。一方面，唐朝国力强大，统治阶级继承以往传统，对佛教發展极为重视，另一方面，统治者也认识到劳动人民的重要作用，实行亲民政策，对儒、道、释各教加以利用。这一阶段译经活动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佛经翻译事业达到了顶峰。

在唐太宗的支持下，玄奘在长安设立了国立翻译院，参与的学生与人员来自亚洲东部各地。这时的译者主要是僧人，其中较为著名的翻译家有支谦、道安、鸠摩罗什、玄奘、赞宁等。这一阶段翻译理论兴起，其中支谦为集大成者。他撰写的《法句经序》开启了“文与质之争”，为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实际上，佛经在中国的翻译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本土文化思想在译经的过程中对其译文和翻译方法的选择产生重要指导作用，其意识形态逐渐渗透于译文当中。例如，印度佛教起初有悖于中国传统的元气灵魂之说，然而为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译文主要采取归化策略，选择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儒家、道教等意识形态来翻译原文。

3翻译的第二次高潮——明末清初科技翻译

不同于之前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时期翻译了大量的自然科学书籍，掀起了中国翻译史上的又一次高潮。当时的意识形态的变化直接促进了此次翻译盛况的出现。15-16世纪西方世界已经基本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而且进入了资本经济发展时期，科技领域出现了许多重大的发现。中国封建文明经历唐宋以来的高峰，开始进入没落时期，再加上南宋以来新儒学长期排斥禁锢人们的思想，佛学过于虚幻，已逐渐失去优势。而中国正处于明朝末年，统治阶级昏庸无能，宦官专权，政治腐败，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趋于式微，本着强国爱民思想，士大夫阶层主张向外求索，有选择地引进并翻译了大量有关西方哲学和科学相关的书籍，以期达到开启民智的爱国理想。

另一方面，明朝中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科技方面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明末清初时，西方殖民者入侵我国东南沿海，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进行传教活动，在传教的同时，也与中国的学者合作翻译科学著作。由于当时封建士大夫中的一些开明人士也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科技技术来抵御侵略巩固封建统治，于是和西方传教士一起翻译西书，促进了中国翻译史上第二次高潮的出现。

这一时期共成书400余种，其中科学译述186种左右，内容涉及天文、物理、地理、生物等学科领域[2]。利玛窦和徐光启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和《测量法义》一卷，《测量法义》使中国从此有了经纬度的精确概念。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了《同文指算》，使笔算在我国重新开始普及。在其他学科方面，中西人士合作的翻译也都带来了不小的成果。例如在生物学上引进达尔文的进化论;地理学上翻译了世界地图;医学上引入了解剖学的概念等。

社会环境背景不仅影响译文内容的选择，还影响着翻译策略，使译文融入当时的社会语境，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例如，在《天主实义》一文中，译文无论是从语言修辞上还是句式句法上都趋向我国当时的语体文化，将源语文本映射到译语文化，译者的意识形态在这里起着决定性作用。

4翻译的第三次高潮——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国运多舛，矛盾凸显，社会思想激变，强国救民成为这一时代主题。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国内的有识之士在痛苦和屈辱中开始深刻反思并逐渐觉醒。可以说，中国近代的翻译事业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开始的。人们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和机器制造。洋务派设立了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译书机构，大量有关工程技术、军事武备和自然科学类的西方著作被介绍到中国。甲午战争之后，有识之士意识到光学习西方的技术是不够的，同时还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于是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开始大量译介西方具有先进民主思想的社会科学书籍。1898年，严复翻译《天演论》，他向国人介绍了弱肉强食的道理。书中宣扬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思想成为当时救亡图存的理论基础。他先后翻译了10多种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逻辑学著作。此外，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为20世纪中国翻译的发展奠定了基调。林纾，作为同时期另一翻译大家，译文采用归化策略。不同于严复多译介关于西方政治制度和学术思想的文本，林纾翻译了大量的外国小说，其作品是个人民族意识和社会救国思想的结合。林纾与王昌寿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启了文学翻译的新纪元。包括林纾作品在内的翻译小说的风行，实质上是知识分子以通俗文学启智国民，译介当时西方资产阶级的先进意识形态，抨击封建传统礼教，以达到文学救世的目的。与此同时，梁启超也翻译了大量日本小说，以《佳人奇遇》《经国兰谈》《日本东海散事》为代表。这些小说作品大多数表现了主人公少怀大志、心系国事、指点江山的慷慨情怀，这些小说被译者看作是启迪智慧、救国开化的政治教化工具，符合了当时有识之士进行社会变革的需要，具有醒世的社会功用。

与严复、林纾的归化翻译方法不同，20世纪另一伟大的翻译家鲁迅则主张采用直译的方法。但殊途同归，鲁迅所提倡的直译同样旨在运用外国的先进思想救国启民。鲁迅主张“宁信而不顺”，要保留“原作的丰姿”，要完整忠实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鲁迅将翻译中技术上的决策上升到政治层面，并发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来阐述自己的翻译理论[3]。这都表明了当时社会语境中的政治改革的意识形态对鲁迅等文人学者在翻译内容和策略上的选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5翻译的第四次高潮——现当代翻译

进入新世纪，中国为了发展经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此形势下，中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也愈加频繁，政治、经济、文化等交流也愈发深入，这就促成了中国翻译活动的又一次蓬勃发展，翻译也越来越走向跨学科、专业化等方向。我们可以看出，政治意识形态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翻译家的翻译目的，并且会进一步影响翻译家的翻译思想。同一时期翻译家的目的及思想又都比较相似，这就使得政治因素得以显现。

这一时期，翻译的作品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但是翻译家翻译作品的初衷都是为了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翻译事业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家也对翻译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和制度上的大力支持，这就导致了翻译事业呈现了蓬勃发展的状态。中国同世界各国各个领域的交流使得译者翻译的领域和分工也更加明确，针对性也更强，翻译的材料向学科化发展的趋势也更加明显。

外交关系对翻译活动也有影响。两国间文化的交流，常系于两国间政治和经济上的关系。外交关系愈加密切，其文化关系亦愈加广泛。翻译家翻译的原文本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其所处时代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决定的，经常出现的情况就是在某一时期与哪一国关系更亲近，翻译的这个国家的作品就更多一些。从19世纪末直至当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不同阶段。从1842年鸦片战争至1895年甲午战争，有数据显示，当时翻译的作品有50%都来自英国。从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崛起以及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对中国造成的刺激，改革运动主要目标在于仿效日本，因此这一时期从日文翻译的著作高达60%。而后随着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使得中日关系恶化，留学生更倾向于留美，引入了大量翻译美国科学和文学作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只与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交，这个时期的翻译的俄文译作则成为了主流。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带动了一大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中国建交的热潮，中国则又开始倾向翻译西方各个国家的作品。综上所述，政治意识形态能够起到推动翻译活动不断发展的作用，也会对翻译活动起到阻碍甚至破坏作用。因此，要想翻译活动能够健康稳定地发展，如何适应并积极回應政治环境的要求也是翻译家们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之一。

6结语

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符号的转换，它与社会环境紧密相连，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中国的翻译史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变革和思想锐变息息相关。翻译活动从来都是与一定历史条件文化环境紧密相连并受到主流意识形态控制和影响的。意识形态从翻译理论、文本选择、翻译策略等多方面影响着翻译活动的发展。因此，翻译活动应被视作一种复杂的文化行为，而意识形态则是进行翻译研究时不可忽略的一项关键因素。本文通过重点分析政治层面的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来为翻译活动研究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

参考文献

[1]Lefevere，A.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London：Routledge，1992.

[2]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3]李晶.贯穿20世纪中国翻译史的意识形态操控行为[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5）：9-15.

（责编：王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