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豪

摘 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揭示了宗教的本质特征，分析了宗教产生的自然、社会和认识根源，提出了宗教从自然神到社会神、从多神教到一神教的演变过程，表明了宗教长期存在并最终消亡的归宿，指出对待宗教应适当引导而非明令禁止，需进行社会革命才能消除其存在的根源。新阶段的宗教工作，要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坚持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同时深刻认识开展相关工作的复杂性。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反杜林论》;宗教政策

中图分类号：A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1）12-0054-03

《反杜林论》是恩格斯在1876年至1878年间，为了回应和批驳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杜林的错误思想而写就的，其中，恩格斯用简练而准确的语言，阐述了宗教的本质、宗教的发展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对待宗教的态度和观点。深入学习和研究《反杜林论》中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对于我们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宗教的本质

对宗教本质的探讨是研究宗教问题最核心的内容，在马克思的一些关于宗教的论述当中，似乎并未明确定义何为宗教，1876至1878年间恩格斯写就《反杜林论》，他为批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杜林的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消灭一切宗教的激烈观点，提出了关于宗教的经典论述：“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1]333作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经典论述，这段话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宗教本质的认识，以至“学术界大多数人以之为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定义;在一段时期内，宗教学界、政界相当多的人还将之理解为对整个宗教的定义。”[2]168

这一论述揭示了宗教最基本的特征——宗教是人的“幻想的反映”，它在客观上并不存在，只不过是人们在头脑中想象虚构的产物，恩格斯在这里以唯物史观的视角，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同以往的唯心主义宗教观的根本区别。在恩格斯看来，宗教作为“幻想的反映”，其内容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宗教虽常掩神秘面纱，似乎不食人间烟火，实际却与人们的物质生产生活密切相关，那些神奇的力量实则来源于客观世界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只不过这些力量以“异己”的形式站在了人们的对立面，变成了支配人们的外部力量。再者，宗教采取的是超人间力量的独特表现形式，这也正是宗教给人以神圣感的原因所在，但如恩格斯所言，这种力量实质上是人间的力量的超自然化、超社会化。此外，产生宗教这种“幻想的反映”的原因是外部力量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支配，也就是说，那些自然力量、社会力量中未被人们把握的部分，会被人们涂上神秘力量的色彩，从而以一种支配者的姿态存在，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会逐渐将其把握，当这种支配不再存在时，人们便不会产生幻想的反映。

二、宗教的发展规律

除了对宗教本质的经典论述，恩格斯还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进一步揭示了宗教的产生、发展以及消亡的一般规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杜林论》虽不是一部宗教学的专著，但却是一个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要文本。

（一）宗教产生的根源

宗教为什么会产生，它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不久社会力量也起了作用，这种力量和自然力量本身一样，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它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着人。”[1]333恩格斯在这里用简单准确的表述回答了这个问题，宗教产生的根源，一是自然力量，二是社会力量。进一步讲，只有那些人类在当时无法用既有经验加以解释的，站在人类对立面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才催生了宗教，人类无法从本质上对其把握，只能看到其表面上的似乎是自然而然带有的一种必然性，从而受其支配。

这里实际上由前两个根源引出了宗教产生的第三个根源——认识，在《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部分，恩格斯也涉及了人类认识的问题。“单是正确地反映自然界就已经极端困难，这是长期的历史经验的产物。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压倒一切的东西……只有对自然力的真正认识，才把各种神或上帝相继地从各个地方撵走……在社会事件上，反映就更加困难了。”[1]356人类虽然的确是因为缺乏某些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才产生了幻想的反映，但是这里的认识又不仅仅是指知识，知识是没有穷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将永恒存在，从更深刻的角度来理解，它属于认识论问题，因此，认识也是宗教产生的重要根源。

（二）宗教的发展演变

宗教的发展演变，总体来说是一个从尊崇自然神到社会神、从多神教到一神教的过程。在原始社会，人们所崇拜的对象首先是对自然力量的反映，这种反映出于对自然力量的神秘感和恐惧感，而通过对自然力的人格化，即赋予其以人的特征，便创造出了自然神，这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上人类文明的共同特点，恩格斯称之为“必然过渡阶段”。之后，随着部落迁徙和社会发展又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民族，这些民族受制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又形成了各异的民族特征，而凡此种种不同的特征以一種“极为复杂的人格化”的方式反映到人们所尊崇的神的身上，由此形成了诸多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的神，此即所谓多神教。

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力量随即发挥了作用，使得原本的自然神获得了社会属性成为社会神，由此真正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一方面，由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人们所尊崇的神变化为不同的“模样”;另一方面，即使是在同一民族、同一地域之间，由于人们的生产分工和社会角色的差异，也创造出了许多各司其职的神。然而，随着人类社会更进一步发展，人们将不同的神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逐渐集合为一体，造就出一个全知全能的“万能的神”，于是众多有限能力的神在信仰领域被人们所抛弃，形成了所谓一神教。这里的一神教指的就是基督教，而这个万能的神“雅赫维”就是我们所说的上帝。

（三）宗教的存在与消亡

宗教永恒还是宗教消亡？这两种声音在人类社会历史中反复碰撞，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认为，宗教最终会消亡，但是现阶段宗教将长期存在。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结合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进行了深入探讨。

结合前面宗教产生的根源可知，只要人们还处在异己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支配之下，宗教就会以一种“适宜的、方便的和普遍适用的”形式继续存在，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科学理论的完善，这种“支配”作用理应不复存在，“现在，这个过程已进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可以认为它在理论方面已经结束了。”[1]356之所以说是在理论方面的结束，是因为在科技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似乎出现了新的支配力量，“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在目前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们就像受某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一样，受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关系、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支配。”[1]334资产阶级的“魔法”已经无法控制这个“怪物”，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出现、资本家的负债和破产、工人的失业和贫困，可见人们当前仍然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异己力量的支配作用之下，因此宗教就会同这种“事实基础”一起继续存在。

但是这种存在并不是永恒的，因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不是永恒的，正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所揭示的那样，共产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将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到那时，属于社会公有的生产资料将被有计划地使用，人们将彻底摆脱被支配的“奴役状态”，到那时，宗教中反映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后的异己力量”将会消失，也就是说宗教失去了最后的可以反映的基础，既然最后的反映基础都已消失，那么宗教反映本身也将彻底消失。

三、对待宗教的政策

宗教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相悖的，那么既然宗教最终会走向消亡，人们能否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干预这一过程，从而加快宗教消亡的速度呢？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通过对杜林的激进观点的批判，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对待宗教消亡问题的态度和观点。

（一）适当引导而非明令禁止

杜林无法容忍在自由社会里还存在宗教膜拜，他认为那是一种“幼稚的原始的想象”，因此他无法等待宗教的“自然死亡”，在杜林那里“宗教被禁止了。”[1]333恩格斯将之与俾斯麦相比较，甚至认为其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希望采取一种循序渐进的适当的方式来使宗教自然而然地消亡，反对采取严厉的手段对宗教明令禁止，因为这样做看似是在帮助宗教“殉道”，实则是在延长宗教的生命期。

也就是说，恩格斯其实是承认宗教在一定条件下的存在并主张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因为宗教消亡的客观条件还不成熟，采取强制措施来压制宗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1982年，中共中央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颁布实施，成为我们党开展宗教工作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其中指出：“那种认为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强制手段，可以一举消灭宗教的想法和做法，更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是完全错误和非常有害的。”[3]156我們虽然主张无神论，但同时也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与爱国的宗教信徒结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共同奋斗的统一战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继承和发展。

（二）进行革命才能消除根源

虽然不能对宗教明令禁止，但这并不代表人们在其面前束手无策，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把握宗教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通过前文对宗教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的揭示可知，宗教消亡的前提是宗教反映的事实基础的消失，这个事实基础指的是异己力量对人们生产生活的支配，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是宗教反映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按照这个逻辑来看，宗教在资本主义社会消亡的条件就是要求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求无产阶级获得政权，就是要求用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来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当今中国已经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但是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些旧思想和旧习惯在短时间内仍然难以消除，加之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持续上演的“和平演变”政策的威胁，总之，宗教将仍然以一定的方式继续存在着。因此，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消亡的条件就是要求向更高级别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迈进，就是要求大力发展生产，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四、对现实工作的启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4]539马克思和恩格斯其实是反对具体设想共产主义的样子，反对将共产主义加以预先“规定”，而是主张应该从改变现存状况、解决现实问题出发。同样地，我们对于宗教工作的开展，很难说具体地描绘一幅怎样的图景，在消除了绝对贫困后，我们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可以说宗教工作也随之迈出重要的一步，那么在此之后，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宗教工作如何有效地跟进，这是我们当前需要考虑的问题，这里仅做几点思考。

首先，通过对《反杜林论》宗教观的研究，可以发现，恩格斯并不主张将宗教消亡问题作为亟须关注的重点问题，他认为我们所面对并需要考虑的，并不是像杜林那样费心琢磨如何“把宗教消灭”或找到加快宗教消亡之法，而是应该集中精力思考社会改造、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问题，因为只要消除了宗教反映的事实基础，那么宗教走向消亡便是水到渠成的。如恩格斯所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当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越高，人民生活水平越好，那么宗教存在的基础就越弱，宗教便逐渐走向消亡。然而，通过对社会历史的观察可以发现，宗教消亡的过程似乎并非那么简单，对于宗教的走向和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一种线性相关的思维加以理解，“那种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经济文化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宗教就会很快消亡的想法，是不现实的。”[3]156我们在大力发展生产、提高社会经济水平的同时，还需要注意做好关于科学无神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其次，宗教以一种直接的“感情上的”形式被其信众当作精神依托，我们习惯于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将宗教视作剥削阶级进行政治统治和精神控制的工具，而现在以至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需要关注宗教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作用，因为这些因素在普遍意义上成为宗教继续存在的依据。比如，宗教道德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导人弃恶从善的作用，宗教虚幻的彼岸憧憬也会给人以心灵上的慰藉，宗教的某些清规戒律也会对人们起到一定的激励和约束作用，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宗教得以持续存在的原因，因此，很难说简单地以一定的行政律令去强加某些限制，因为即使现实的教堂和神像被摧毁，也难以保证人们心灵中的神■消失。因此，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要注意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努力将其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

最后，对于宗教消亡的达成状态，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294同样地，如果要对宗教消亡的达成状态进行描述的话，那大概是：人们“都将能够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世界，对待人生，而再也不需要向虚幻的神的世界去寻求精神的寄托。”[3]173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自觉”一词，它将宗教消亡的达成状态着眼于个人，因为纯粹的精神上的信仰问题仅仅是个人的私事，所以宗教的自然消亡必须而且只能通过个人的自觉。政党、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为其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保障，从而促进个人“自觉”状态的达成。从這个意义上看，或许更加能够理解我们所实行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深意和远见，它绝不是保守意义上的妥协的产物，恰恰相反，它是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指导下制定的正确的宗教政策，并且体现出我们同宗教这一“虚幻的想象”进行彻底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总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的宗教思想和观点具有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要内容，其中揭示的基本规律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宗教政策、开展宗教工作的基本遵循。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绝对贫困之后，我们正乘势而上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新形势下的宗教问题将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面对这一阶段的宗教工作，我们要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注重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同时积极探索社会现实给我们提出的新的课题，这是我们准确把握新形势下宗教问题的特征、做好新阶段宗教工作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魏琪.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形成与变迁[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3]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时期民族工作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