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丹 庞伟红 林莉

殷鸿福，1935年3月生，浙江舟山人，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中国古生物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地层委员会三叠纪分会委员、国际二叠—三叠系界线工作委员会主席、国际地质对比规划359项主席等职务。

他创导地球生物学新方向，推动古生物学与地质学全面结合，提出地质演化突变观。发表我国第一部生态地层学专著;首次提出国际二叠—三叠系界线新定义，使古、中生界界线的全球层型（“金钉子”）得以设在中国。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3项、中国古生物学会尹赞勋奖、中国地质学会李四光地质科学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获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最美教师”等称号。

化石里封存着哪些生命？地层里沉降了多少时间？地貌景观里暗藏了多少环境与生命的演化轨迹？

为了破译数亿年以前的密码，60多年以来，殷鸿福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在石头里寻找蛛丝马迹，在地质科学的高峰上不懈攀登。他先后倡导和开创了古生物地理学等一系列分支学科，提出了中国的地球生物学学科体系和发展战略;他领导科研团队迎难而上，使地质史上分量最重的“金钉子”之一定址中国。

立志报国  投身地学研究

殷鸿福的前半生经历了3次选择：高考如何填报志愿，毕业之后走哪一条路，出国后要不要回国。

受中学地理老师的启蒙，少年时代的殷鸿福对地球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常常找来地图和矿产方面的书籍看个不停。

1952年，殷鸿福以高分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急需地质人才，他将服从国家需要和个人爱好结合，选择了“冷门”专业。他说：“我以自己能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为祖国服务而感到幸福和自豪。”

1961年，研究生毕业后，组织分配殷鸿福留校任教。在动荡年代里，不少人荒废了专业，而殷鸿福在逆境中坚持科研。

没有科研经费，他就从自己每月40元的生活费中挤出钱来做研究;文献不能外借，他摸索出用一张35毫米的胶片拍4页材料的技能。

在其他人浪费时光的时候，殷鸿福复习或初步学习了英语、德语、俄语和法语，做了几千张学术卡片，记下了几十本学习笔记，拍摄了几十卷胶卷的研究资料。

转折发生在197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殷鸿福也迎来了学术的春天。43岁的他晋升为武汉地质学院（现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讲师，他此前十几年间研究的十余篇论文也陆续发表。

1980年3月，殷鸿福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美访问。两年进修结束后，殷鸿福放弃美国提供的丰厚条件毅然回国。当时地球生物学在美国已经萌芽，但国内还在搞传统古生物学，他想把这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带回中国。

有美国学者对殷鸿福说，不要回中国了，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石头还是要滚下来。“无论多难，总要有人去做，我愿意回去为中国永不止息地‘推石头上山’。”殷鸿福坚定地说。

挑战权威  勇立学术“潮头”

以生物演化为标准，地球历史分为宙（宇）、代（界）、纪（系） 、世（统） 、期（阶） 等单位。“金钉子”，即全球界线层型剖面和点（GSSP），许多学者都以争取在其本国国土上建立界线层型为荣。

距今2.5亿年的古、中生代之交的二叠—三叠系界线，是100多颗“金钉子”中最重要的三颗之一，它是显生宙最大的生物灭绝事件发生处，该界线一度成为国际研究焦点。

100多年来，国际二叠—三叠系界线划分一直以伍氏耳菊石出现作为三叠系的开始。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殷鸿福就在华南广大地区开展了相关界线的研究。由于耳菊石分布具有局限性，他认为其不宜作为全球的对比标准。

1986年，殷鸿福提出以微小欣德牙形石取代耳菊石，作为二叠系—三叠系界线标志化石的建议。面对各国专家的质疑，做剖面选点、开展区域调查、全球对比生物地层、破解美德专家抵制、赢得国际三轮投票……2001年，殷鸿福终于把这枚“金钉子”“钉”在了中国浙江煤山。这项成果也荣获了2002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访美进修后，殷鸿福意识到，国内传统的古生物学已经无法适应现实的需求。为了开拓局面，他带领国内研究团队开创了古生物地理学、生态地层学、生物成矿学等一系列分支学科。

殷鸿福主张把传统古生物学与地球历史环境联系起来，把生物和其所生存的环境共同作为研究对象，当时他将其称为生物地质学。2008年，该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金钉子’成果花了23年时间，生物地质学成果花了26年。它们都是既无（或少）项目支持，也无大额经费的两个成果，上千万元的经费是在成果做出来、引起注意之后得到的。在此之前，我们大约经历了20年的经费拮据状态。”殷鸿福说。

在殷鸿福看来，支持他和团队完成成果的，是不计较科研经费、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团结集体。而激励这个集体长期坐冷板凳的思想基础，是开拓学科新方向的前景和不断创新、不断成功的快乐和自豪。

务实创新  敢啃硬骨头

从世界屋脊到茫茫戈壁，从秦岭山区到南海之滨，几十年来，殷鴻福在科研和教学中，都坚持到野外考察，收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大学培养了我不怕吃苦的品质。”回首过往，殷鸿福坦言苦练走路的经历，让自己受益一生。

大学第一年野外实习，山爬了一半，殷鸿福就气喘吁吁，对老师的讲授也听不进去了。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地质专业的学生要每小时走6公里，连续走8小时。为了苦练走路，他在放假的时候，跟同学一起来回行走于学校到西山黑龙潭、红庙岭之间。到快毕业的时候，他们把西山走遍了。

上世纪50年代末，殷鸿福和科考队员一起骑着骆驼，带着简陋的“老三件”——锤子、罗盘、放大镜，深入西北“处女地”收集材料，常常一天24小时都在路上。他乐观地说，晚上困了，他就“当团长”——裹着羊皮袄子缩成一团打个盹。

50岁那年，殷鸿福带病在岷山考察时，因体力不支，不慎摔倒，造成了韧带断裂、膝盖粉碎性骨折。依靠顽强的毅力，两年后他又重新活跃在野外科考工作中。

“问道务须争朝夕，治学切忌急功利”是殷鸿福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教学与研究的道路上，他总是把登上的山顶作为新的起点。

近年来，殷鸿福提出中国特色的地球生物学学科体系，带领团队创建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将地质科研紧密服务于国家重大工程，并致力于推动长江生态大保护等工作。

如今，耄耋之年的殷鸿福已是桃李遍天下。11月18日，他的得意门生谢树成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谢树成这样评价恩师：“他总是鼓励学生大胆去开拓创新;他严格要求自己，从严狠抓学风;他还不怕困难，敢啃硬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