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愈高

丁宝桢关于“天津教案”的一件手书信札，是笔者于1995年10月在北京翰海拍卖公司举办的一场小型拍卖会上购得的。

这件丁宝桢手书信札，给后世留下了有关“天津教案”的重要史料;同时，还为后世评价丁宝桢的人品政绩，留下可靠的依据。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上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大清同治九年（1870年）入夏以来，天津地区天气酷热，瘟疫爆发、流行，死者无数，其中儿童的死亡率为最高。外国教会在天津地区开办的孤儿院、育婴堂，将死亡的中国儿童遗体陆陆续续送往郊外埋葬。就在天津地方当局处置瘟疫无力，老百姓人心惶惶、不知所措之际，传来一条十分荒谬的谣言：“天主教育婴堂将中国儿童的心脏、眼睛等器官用来做药……”谣言在天津地区疯传后，让老百姓更加惶恐不安，更加憎恨洋人及洋人所办的慈善机构。恰巧这时，天津抓获一名叫武兰珍的人贩子，他因罪行严重被判处死刑。判决后，此人贩子为了求生，竟然谎称是法国天主教会让他拐骗儿童，卖给教堂里做药的。武兰珍的这番口供，在天津地区引爆了一场针对外国教会和外国人的大规模群众抗议活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校罢课，人们义愤填膺。

1870年6月21日上午，天津知县刘杰押着人贩子武兰珍去天主教望海楼教堂调查对质。质证的结果证明，该人贩子的口供全是胡编瞎说的。刘杰等人在返回官府的途中，巧遇刚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处要求派兵镇压群众，却遭碰鼻的法国驻天津总领事丰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