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蒙

苏轼在“乌台诗案”后虽然获得了自由之身，但他的诗文却由于反映了自由之声而遭查禁;而且还连累到类似苏轼诗文的、有影射和批评时局或国事的其他学者的集子。《续资治通鉴》“徽宗崇宁二年”条载崇宁二年（1103年）四月，徽宗下诏：“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马涓《文集》，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记事》，刘攽《诗话》，僧文莹《湘山野录》等印板，悉行焚毁。”

范祖禹与刘攽都参与了司马光奉诏修撰的《资治通鉴》，刘攽负责汉史，范祖禹负责唐史。《唐鉴》是范祖禹编修《资治通鉴》的副产品，其撮取唐史大纲，系以论断，元祐元年（1086年）脱稿而献给哲宗，以作为施政鉴戒的。范镇是祖禹的叔祖，与司马光私交最好，相约生前相互作传，死后作志。他所作的《东斋记事》虽然主要是述载宋初美政，但对新政也时有诋毁。至于释文莹的《湘山野录》则对朝政多有揭露，尤其有关太祖太宗“斧声烛影”的记载，很使宋朝统治者们光火，因此这次也就成了必须焚毁印板的禁书。此外，司马光奉诏撰的《资治通鉴》也险些被禁。

崇宁二年的禁书诏令，施行了三年以后，一度放松;但到宣和五年（1123年）的秋天，中书省上报福建又开始印行苏轼文集。徽宗当即下令焚板，次年冬天又下诏说：“有收藏私用苏、黄文集者，并令焚毁，犯者以大不恭论！”宋人费衮《梁溪漫志》记载说：“宣和间，申禁东坡文字甚严，有士人窃携《坡集》出城，为阍者所获，执送有司，见集后有诗云：‘文星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