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视角下科举考试的“刚”与“柔”*
——以张謇的乡试会试为例
2021-01-06龚郑勇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4期
龚郑勇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初教院,江苏 南通 226000)
科举考试向来被认为“无情如造化,至公若权衡”,考场及阅卷过程被称誉为“号列东西,两道文光应射斗;帘分内外,一毫关节不通风。”[1]59自创设以来的一千年里,在人才选拔和社会阶层的流动层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缓解社会矛盾的“安全阀”。但科举制度本质上与其他的制度一样依然是社会关系的投射,在传统中国的人情社会里,制度刚性的背后依然存在着许多人为的因素。张謇总共参加过6次乡试(同治九年庚午科、十二年癸酉科、光绪元年乙亥科、二年丙子科、五年己卯科、十一年乙酉科)和5次会试(光绪十二年丙戌科、十五年己丑科、十六年庚寅科、十八年壬辰科、二十年甲午科)[2]25-28,笔者将通过张謇的乡试与会试经历,考察这段由普通生员向上层阶层流动的过程,从制度层面重新探讨科举制的“刚”与“柔”。
一
张謇的前5次乡试都如同当时江苏绝大多数的普通士子一样在南京的江南贡院赶考,只有第6次是参加北京的顺天乡试后成功的。如果考察一下相关的科举制度因素,或许会发现前5次失败与最后1次成功背后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作为一个文化大省,江苏向来是以人杰地灵而著称,在科举方面也不例外,仅有清一代就有产生了49名状元[3]312-316和2 920名进士[4]290,两项指标皆列各省之首。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江苏科举成功人士背后的艰辛。参考进士的前提是举人身份的获得。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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