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霖

(台湾阳明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台湾 新竹 30010)

2008年《新地文学》曾为唐文标发行纪念专辑，认为“唐氏一生文学活动的影响，以此(指1970年代台湾现代诗论战，引者注)为最”。纵观唐文标一生的求索，他在台湾文学、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一直被大大低估。1960年代末，当台港两地文化界还沉溺于现代主义不可自拔时，唐文标就率先形成了回归人间、回归现实的文化主张。这源于他对自我根源、民族国家的重认与追寻。1970年代，他从北美保钓运动中归来，一边贯彻自己对现代文化的反省与批判，以“文以载道”的方式对抗台湾岛内弥漫着的逃避主义文化氛围，掀起现代诗论战的巨浪，为后来的乡土文学论战发出先声；一边通过呼唤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去勇敢地承担社会历史责任，期许“桃花源”的未来。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随着外部局势的变换，唐文标进一步将自身的探寻聚焦在民间、人民的“根”上，提出伦理重建的要求，这是他对当时现实问题的回应，亦是他从整个中华文明史的角度，思考作为社会制度一部分的文学或文化，如何适应历史的发展和人的需要，持续地发挥其处理个人与现实间的矛盾、塑造时代道德和形成伦理秩序的作用，而这一思考路径，对于变革激烈的当今社会，依然有着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一、从现代转向:民族国家的再发现

唐文标，1936年生于广东开平，1955年入新亚书院外文系就读，1956年随母移居美国，1958年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