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文 戴 凯

(华中师范大学 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作为国家基层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民自治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持续推进，不断在基层实践中寻求与其发展相适应的本土资源。特别是2006年我国取消了农业税以及当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乡村治理”的政策概念，村民自治更是被寄予了厚望，被视作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治理方式。但事与愿违，随即而来的却是村民自治的再次“悬浮”，即以行政村为基本自治单元，以村委会为唯一自治组织的村民自治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村委会的行政化、村两委权责的模糊化、精英治理模式的异质化、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消极化等。对此，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一方面，如有学者指出，当前以行政村为基本自治单元的村民自治，由于其基本自治单元范围超出了自治规则的约束边界，自治规则的约束力日渐式微①；但也有学者认为，当前一些“三农”问题和村民自治的问题并不是自治单元过于狭窄的必然结果，而更可能是村民自治与自治单位内的社会基础不相适应而碰撞产生的意外后果②。还有学者指出，从理论层面来看，受制于实践上的桎梏，村民自治研究也遭遇冷遇，甚至为学界所遗忘，村民自治研究亟待汲取新的养分来拓展其理论空间③。而对于村民自治的去从，尽管学者们意见不一致，如有学者认为，村民自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效了④，甚至有的学者宣告“自治已死”，但绝大部分学者仍对村民自治寄予希望，并试图通过探索村民自治的转型来重唤村民自治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