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强

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翻译活动。这次“千年译经运动”不仅诞生了以鸠摩罗什、玄奘、义净等人为代表的诸多译经名家大师，译经翻译实践还催生出了种种译论，这些译论是中国传统译学理论中的宝贵财富。这其中就包括了东晋高僧慧远提出的“厥中”论。长期以来，“厥中”论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地位，翻译史学研究界对“厥中”论的认识多沿袭20世纪初梁启超先生的观点，以为“厥中”论主张“文”与“质”兼顾，全属调和之论[1]137,对“厥中”论缺乏进一步的系统性梳理和客观辩证的认识。新时期中国翻译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一方面要求博采众长，学习世界范围内的先进翻译理论、模式和方法，另一方面又需要加强我国本土翻译理论的体系化，对传统译学中的理念进行溯源和厘清已成为必然要求。本文欲借助典籍文献材料，对“厥中”论的本体内涵、议论对象、产生原因等问题作较为系统的分析与归纳，以期还原“厥中”论的本来面目，借以促进中国本土译论体系的重构与完善。

一、“厥中”论内涵的变化

东晋释慧远(334—416)，初时学儒，梁《高僧传》记载有慧远少年时跟随舅舅在许昌、洛阳一带游学，博览儒家经书又精通《庄子》和《道德经》的文字[2]281。慧远21岁时，欲南渡师从名儒范宣子，后因中原地区战乱，南下道路阻断未能成行。恰逢名僧道安在太行恒山主持寺庙，“弘赞像法，声甚著闻”[2]281，慧远慕名前往投奔，听道安讲《般若经》，认为当时的各种思想均有不及，遂和胞弟慧持一起拜道安为师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