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卫红，田润佳

(西北大学 文化遗产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大遗址是综合体现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现时重要“物化载体”[1](P16),作为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战略资源。从20世纪中期开始,我国就开始了大遗址保护的实践探索。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民生改善需求的增强,以及城镇化背景下大遗址面临的各种破坏威胁的加剧,大遗址保护受到了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以及业界和学界的普遍重视,经过近二十年的实践探索和科学研究,在保护理念、保护模式、技术方法和管理能力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回顾总结当前大遗址保护的理论实践发展可以发现,我国大遗址保护仍存在以本体保护为主、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未能有效融合、保护利用路径模式和方法措施单一、体制机制与大遗址保护需求不相适应等一系列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在于我国大遗址保护理论方法研究滞后于实践需求,现有“研究方法和研究的学科背景比较单一,大部分研究停留在个案分析或个别问题的对策解决之上,没有一整套的理论及方法支持”[2]，大遗址保护研究尚未形成一套成熟的理论方法及内容框架体系。这一方面导致其不足以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撑,另一方面也使得“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人员在面对复杂多样的实际问题时,无法获得完整的理论指导,某些时候甚至对于基本概念的理解都有失偏颇”[3](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