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旦钦

嫂子离世二十多年了，每次回家从她住过的房前经过，我的心情仍然是那么沉重……

嫂子是我堂伯的儿媳妇。嫂子的住地离我家只有几百米。那天嫂子坐在火塘边纳鞋底，大黄狗把头搁在前脚上，微闭着双眼，趴在嫂子的脚边。大黄狗一跃而起，箭一样朝门口射去，汪汪汪狂吠起来。嫂子就知道，有客人来了。

“姑父，你来啦。”嫂子看到姑父腋下夹着的那个红漆斑驳的小木盒，就知道姑父是干什么来了。

嫂子听说姑父那个三十多岁的儿子，找了个生过两个孩子的寡妇。但两人的年龄相当，特别是那寡妇长得俊俏，姑父怕夜长梦多，决定抓紧选个好日子给他们完婚，今天是发喜书来了。

送走姑父，嫂子重又坐回到火塘边，往火塘里加了几块硬柴，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哼着那支《织绫罗》的山歌：“郎在对门唱山歌，姐在房中织绫罗……”

哼着哼着，我的堂兄树山从外面回来了。“唉……”他进门就是一声长叹，然后在吱呀作响的竹椅上坐了下来，低着头，不说一句话。

嫂子見丈夫这个臭样子，小心地说道：“姑父来送喜书了，邀我们全家去吃酒。”说着，把喜书递给树山看。

树山接过来一看，说道：“去个屁。你不是读过中学吗？这都看不懂？书帖上写的是‘乔子公孙’，只请男人。”

“姑父走的时候，口头请了，说要我带着两个妹仔去的。”嫂子说。

“你是猪呀，他这是客气话，你也信？谁叫你没本事，生两个妹仔！”

像是被毒蜂蜇了一下，嫂子惊愕地抬头看了堂兄一眼。“妹仔”二字像一把尖刀扎在她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