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喜媛

一盆富贵竹和文竹移进斗室，与我相伴已有数年。春去秋来，日渐浓密，枝叶青青，迎风低语，似有一双隐秘的手在照料它们。

这常让我想起父亲，以及那些枯瘦又丰盈的年月。

父亲出生于富裕家庭，因为祖父的缘故，三岁始读书，一直读到初小毕业，忽遇世道变了。脚后尚有四个弟弟排队等着念书，家道中贫，不得不被迫回家务农，但他骨子里流动有文脉。

当时恰逢全国“农业学大寨”，各地掀起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础建设。我父亲毛笔字写得好，大队干部早有耳闻，于是安排我父亲去写大字。

父亲一手提着石灰浆，一手攥着大扫把，一双草鞋早出晚归。在水坝下，坡田上，扎开马步，暗运臂力，龙飞凤舞，在土地的肌肤上刻下一行行醒目而遒劲的大字。

上面的干部到乡下来检查，每见那些田间地头上的白色标语，无不颔首称赞，竟关心询问书写的作者是谁。一来二去问得多了，我父亲的名声居然传遍周边十里八村。

那时大队搞活动，兴演文明戏，诸如《沙家浜》《红灯记》，年纪轻轻的父亲又当起导演，领衔和几位同龄人拉二胡伴奏，把红色文化宣传得热火朝天。

十六岁那年，父亲在隔壁大队教书。身高一米八的他，穿一袭军绿色长大衣，戴上海牌手表，无论往哪儿一站，都是玉树临风的模样。可是志得意满的父亲树大招风，也不知不觉成了我们大队个别干部的眼中钉。

三年后，我们大队小学成立，父亲升任该校负责人，吃的是商品粮，穿的是棉布鞋，写的是漂亮的粉笔字，深得全校师生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