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学锋

抗战时期，因作战指挥需要，中国空军曾先后设立5路司令部。其中，在昆明的中国空军第5路司令部设立时间最晚。其主要职责是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飞虎队）提供作战后勤、补给以及情报等服务，因此承担的直接作战任务不多。与其他各路相比，中国空军第5路司令部直属的部队最少，其作战指挥权主要由陈纳德及美国空军掌握，但这些丝毫不影响第5路在抗战空中战场上发挥积极作用。

制胜法宝

1941年3月1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租借法案”。依照该法案，美国可以将战斗机等武器装备以“租借物资”的方式出租给中国或其他国家。4月15日，罗斯福又签署一项密令，允许美国陆、海军退役军人和预备役军人参加美国志愿队，赴中国参加对日作战。

为迎接美国志愿队（即于当年8月1日成立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进入中国境内参加对日作战，航空委员会决定在昆明专门设立中国空军第5路司令部，为该志愿队提供服务。

1941年4月12日，由航空委员会选派的中国空军第5路司令部筹备组从成都出发抵达昆明。5月15日，各项准备工作就绪。次日，中国空军第5路司令部在昆明东乡凉亭正式成立，辖滇黔两省内的空军各机关和部队，首任司令官由中国空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王叔铭兼任。

抗战期间，仅有两人担任过中国空军第5路司令部司令。1943年2月，王叔铭转任中国空军第3路司令部司令兼中国空军参谋学校教育长，由晏玉琮调补。

在抗战时期的中国空军5路司令部中，第5路司令部所管辖的范围最小，仅云南一省（1944年6月，将贵州划归第2路司令部管辖）。但因为先后是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以及“驼峰”空运在中国的重要基地，其管辖范围内拥有的机场却是最多的。据《云南省志》记载，在抗战结束前，云南省共建机场52处。但欧阳杰所著的《中国近代机场建设史（1910—1949）》，则统计为71座。

中國空军第5路司令部虽因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而设，但两者间关系特殊，不存在隶属和指挥与被指挥关系。

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成立时，下辖3个战斗机中队，拥有P-40B战斗机100架、P-40E战斗机25架，空地勤人员最多时达270余人。其人员除美志愿队人员外，其余均为航空委员会派赴该队的现役空军地勤官兵。其中方人员则由中国空军第5路司令部设管理主任管理。

早在志愿队还未正式成立前，在陈纳德的建议和要求下，航空委员会便开始着手云南全省的防空预警系统改建和新设立工作。此项工作由航空委员会防空总监黄镇球亲自负责。初到云南，极为落后的空袭信息传递方式着实让黄镇球吃惊不小。他后来在《防空十二年》一书中回忆：“云南有一个县政府令当地防空单位准备了几匹快马，一有空袭情况，立即利用驿道快马奔驰二三十里，把警报传送到县城邻近的市集，紧急情报如此，解除警报也是如此。后来又想了办法，根据古代传统的信号传递方式，每隔几里路，在显要的高地上立一高杆，装几个灯，规定各种灯号，以此传达防空的信息。”

在落后、原始的信息传递方式下，空军根本无法获取有关敌机数量、机种、飞行高度、航线等重要信息，以做好战斗准备。为此，陈纳德从美国请来约翰·威廉姆斯、亨利·沙特等一批无线电通信专家到云南，帮助中国建立无线电通讯网络。设备不够，就从香港偷运大量无线电零件到昆明进行组装。

在多方共同努力下，中国空军第5路司令部在其辖区范围内，建成了当时中国空军最为先进和完善的防空预警作战系统。这个系统以服务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为核心，每一座无线电通讯站均有各自的呼号代码编号，如昆明站为BG-8、宜良站为NB-2、腊戌站为BP-3等。

1941年12月20日上午9点25分，陈纳德在昆明的指挥部接到王叔铭的电话，告知有10架日机从越南老街越过云南边境，正向北飞来。

在作战图上，陈纳德的参谋人员将前方不断传回的敌机飞行经过的地方连成线路。当陈纳德准确判断日机空袭的目标将是昆明时，他立即下令飞虎队第1、第2中队做好战斗准备，分别于10点05分和10点10分起飞27架战斗机升空拦截敌机，取得当场击落3架敌机的战绩。这也是云南防空预警作战网首次发挥作用。

1942年4月5日，隶属于英国皇家空军第17中队的8架战斗机进驻云南雷允机场。机场齐全的设施给这批英军飞行员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出色的预警系统，由附近山头上的中国监测站组成，站点之间用无线电和有线电话相连”。

这一防空预警作战网的建设和完善，成为陈纳德领导的飞虎队，以及后来的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取得对日作战胜利的重要法宝。这也是抗战时期，中国空军第5路司令部与其他各路司令部的不同之处。

陈纳德在其回忆录中，也大加称赞：昆明的预警系统，帮助我们避开了敌人的大多数空袭。后来，当日本人占领印度支那和缅甸时，这个网络扩大到了可以覆盖敌人能够进犯的所有地域。

空地协同

中国空军第5路司令部成立后，因为辖区内始终驻扎有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以及后来在志愿队基础上建立的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故其直接指挥的中国空军部队不多，且这些部队多为短暂停留，任务完成后即离去。这些部队在云南的停留时间分别是1942年1月至6月和1944年12月至1945年8月，除远征越南外，其主要任务是配合陆军进行滇缅、湘西、桂柳作战。

1941年5月，中国空军第5路司令部成立后，虽在名义上管辖云贵两省空军各机关和部队，但全年辖区内并没有一支中国空军的部队驻防，以至于在当年8月日机对云南的大轰炸中，中国空军第5路司令部无1机可升空迎战，只能依靠地面高射炮火力还击，让云南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空军第5路司令部立即拟订了《西南空军与陆军协调作战计划》。该计划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以主力轰炸越南敌空军基地，破坏滇越铁路及敌后交通线，并以一部分飞机对滇西敌军进行侦察，配合陆军作战，最后集中全力，在昆明附近寻求与敌空军决战，以期获得制空权。该计划得到航空委员会批准，拟使用的兵力为中国空军第1、第2大队的轰炸机24架，中国空军第5大队、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的战斗机约50架。

1942年1月下旬，航空委员会派中国空军第5大队第17中队队长刘敬光率11架苏制E-15Ⅲ战斗机进驻云南沾益机场，归第5路司令部指挥。这支部队是抗战时期，由中国空军第5路司令部指挥，唯一在云南参加对日作战的中国空军战斗机部队。

该中队于1月21日自成都温江出发，中途经停西昌加油后，于当天上午11点抵达沾益机场，并担任该机场的防空任务。

6月7日，第17中队队员陈康驾驶1架苏制E-15Ⅲ战斗机自昆明出发，执行飞保山送达命令的任务，因归途遇大雨，迟至10日才返回昆明。任务完成后，第17中队奉命返回原驻地成都。这是中国空军战斗机部队最后一次在云南执行作战任务。

这也是中国空军战斗机部队最后一次使用苏制战斗机执行作战任务。由于苏制战斗机机型陈旧，无法与日军投入中国战场的新型战斗机抗衡，且苏联停止援华后，缺乏飞机维修零部件，故中国空军全部停用苏制战斗机，开始换装美制P-40、P-43、P-51等新型战斗机。

中国空军轰炸机部队入滇作战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时间为1941年1月，作战次数2次。

中国空军第1、第2大队分别于1月22日和24日，联合出动苏制SBⅢ轰炸机各18架，每机携带100公斤炸弹2枚、50公斤炸弹2枚、8公斤炸弹14枚，从沾益机场起飞轰炸越南嘉林敌军机场。

这两次出国远征，由中国空军总指挥部总指挥毛邦初亲自指挥，原拟给日军在越南的重要空军基地以出其不意的打击，牵制日本空军在南太平洋方面的使用，并吸引英美各国的注意，以争取更多的军事援助，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因云层遮挡，所投炸弹大部分未能命中目标;而中国空军第2大队第11中队队长邵瑞麟、轰炸员陈竟筠、通讯员凌春堂三人驾驶的轰炸机被敌高射炮击中，三人在越南南坆河迫降过程中殉职;第2大队1架编号为“1763”的轰炸机返航途中发动机发生故障，轰炸员何建生跳伞，落入敌境被俘。

第二阶段，时间为1941年5月，作战次数9次。

为打击入侵云南境内的日军，航空委员会再次派中国空军第1、第2大队出动9架苏制SBⅢ轰炸机于1941年5月初飞昆明，与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联合作战，阻敌北上。中国空军第1、第2大队的轰炸机在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战斗机的掩护下，先后于5月2日、4日、6日、7日、10日、11日、26日、27日、28日连续出击，对龙陵、腾冲、芒市之敌进行轰炸，协助陆军使日军终未能越过怒江。

任务完成后，所有参战飞机全部返回成都。

第三阶段，时间为1945年1月至抗战结束，作战次数31次。

1944年12月，中国空军第2大队第9中队在印度接收12架美制B-25轰炸机后，进驻云南昭通机场。直至抗战结束，这支部队一直驻守云南，归中国空军第3路司令部指挥，是抗战时期在云南驻防时间最长的中国空军部队。

从1945年1月1日至8月14日，该中队计出动31次，使用飞机达139架次，支援陆军参加湘西会战和桂柳之战，广泛打击桂林、柳州、宝庆、零陵、兴安、邵阳等地的日军运输补给线，并取得丰硕战果。

并且，中国空军无论是战斗机部队还是轰炸机部队，在云南境内执行数十次作战任务过程中，竟无一次遭遇日军战斗机拦截。可见日本空军的力量已开始走下坡路，空战的天平已向中国倾斜。

重拳出击

1943年3月10日，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于1942年解散后改组而成）奉命扩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任航空队司令。该航空队下辖第68、第69联合联队，第312战斗机联队，第308轰炸机大队等，其司令部设在云南昆明。

第308轰炸机大队下辖4个中队，原隶属于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该大队使用的是B-24重型轰炸机（绰号“解放者”），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最多的主力重型远程轰炸机之一。

该大队的主要任务是执行远程打击日军海上运输线，轰炸日军在中国沿海及台湾、香港、印度支那各個港口的设施、航空基地等，以配合太平洋上的美军作战，是陈纳德对日作战的最大“杀器”。该大队还有一个特点，即有相当多的飞机副驾驶由中国空军飞行员担任。

1943年5月4日，第308轰炸机大队大队长尤金·H·贝比率领18架B-24轰炸机由昆明出发，袭击海南岛榆林港一带敌油库及机场。

我机群于上午12点15分抵达目标上空，所投炸弹全部命中目标。任务完成后，全队于下午4点25分安全返回基地。

5月8日，第308轰炸机大队出动16架B-24轰炸机，在24架P-40战斗机掩护下轰炸广州敌占白云机场及附近工厂。我机群飞临敌机场上空遭敌战斗机约30架拦截，发生激烈空战。据台湾出版的《空军抗日战史》记载：是役，美空军在空中击落敌机18架，炸毁地面敌机46架;美军1架B-24轰炸机被日机击落，1架战斗机返航时迫降广西良丰。其余各机安全返回昆明降落。

6月8日，第308轰炸机大队出动9架B-24轰炸机，在18架P-40战斗机掩护下出击越南海防敌码头、仓库和船坞等目标。美机在目标上空连续投弹，未遭遇敌机拦截。所投炸弹全部命中目标，并击中海面上敌舰一艘，致其起火燃烧。

7月10日，第308轰炸机大队分两批，出动B-24轰炸机9架，先后由呈贡和昆明巫家坝机场出发，在8架P-40战斗机掩护下，对越南海防敌码头、仓库、工厂，以及丸街以北铁路等目标进行轰炸。

7月25日，第308轰炸机大队出动B-24轰炸机从昆明出发，在P-38、P-40战斗机掩护下首次轰炸汉口敌军机场，所投36枚炸弹全部命中目标。

7月29日，第308轰炸机大队从羊街、昆明、呈贡三地各自起飞B-24轰炸机6架，在3架P-38、10架P-40战斗机掩护下，对香港敌军港口、码头实施轰炸。任务完成后，各机返航途中分别降落桂林、昆明、呈贡和羊街机场。其中1机因油罄，迫降昆明小新街，机毁人亡。

8月21日，第308轰炸机大队出动24架B-24轰炸机从呈贡机场起飞，轰炸汉口敌军码头和仓库。我机在投弹过程中遭到一批敌机攻击，发生空战。是役，据《空军抗日战史》记载，美军击落敌机35架。但这也是第308轰炸机大队自在中国战场参战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行动，3人阵亡、3人受伤。牺牲者中包括指挥这次空袭行动的第308轰炸机大队第374中队队长沃尔特·比特少校。

8月24日，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出动B-24轰炸机7架、B-25轰炸机6架，由8架P-38战斗机、16架P-40战斗机掩护轰炸汉口敌机场。其中，B-24轰炸机所投42枚500磅炸弹全部命中目标，致敌机场内数十架飞机被炸毁。敌起飞41架战斗机迎击，被我P-40战斗机击落10架，美军B-24轰炸机也击落敌机9架，但自己也有2架轰炸机被击落，受伤迫降。1架B-24轰炸机在正驾驶飞行员牺牲的情况下，由副驾驶中国飞行员乌钺操纵，降落至衡阳机场。其余飞机降落桂林机场。

8月26日，第308轰炸机大队出动B-24轰炸机15架，从昆明起飞，在10架P-38战斗机、7架P-40战斗机掩护下对香港、九龙敌港口、码头和仓库进行轰炸，炸毁敌电力厂、白利船厂、起重机厂及仓库等一批重要目标。我机投弹后遭敌20余架战斗机追击。空战中，我P-40战斗机击落敌机3架、B-24轰炸机击落敌机2架。我方除中国飞行员程敦荣驾驶的P-40战斗机受伤迫降于广东平乐，1架B-24轰炸机因发动机发生故障8名乘员跳伞外，其余各机全部安返基地。

9月，第308轰炸机大队分别于14日和29日，出动B-24轟炸机7架和9架对越南海防和缅甸密支那的敌军目标进行了轰炸。

10月1日、11日、16日、22日、24日，第308轰炸机大队出动不同架次B-24轰炸机，对越南海防、嘉林机场、缅甸密之那的敌军目标进行了多次轰炸。

经短暂休整后，第308轰炸机大队又恢复了对日作战，于当年11月15日集中21架B-24轰炸机，分别从羊街、呈贡、昆明等机场出发，对香港、九龙等敌军目标进行了轰炸。任务完成后，在返航途中，有2机分别迫降于桂林机场附近和昆明之南的婆兮附近。

进入1944年春，由于中国战局的变化，第308轰炸机大队原有的4个中队除第373中队仍留在云南外，其他3个中队分别奉命移防成都、桂林、重庆等地，后又转至印度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