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雷鸣静 乔国炳 朱 洁

2020年初，新冠肺炎暴发，疫情前线医生的形象被媒体积极展现，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从“非典”到“新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医生媒介形象随社会的变迁发生了很大变化。本文以《人民日报》在两次疫情中涉医报道为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比较两个时期医生媒介形象的变化。研究发现《人民日报》在新冠时期着重刻画医生“舍小家、为大家”的品质；表现医生勇于担当的敬业精神；突出活泼亲民、医患和谐、更“接地气”的医生形象；等等。最后从形象主体、认知主体、社会环境三个角度探析其社会原因。既为医生媒介形象研究做了补充，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无数医生奔赴抗疫一线，各地援鄂医生人数达4.2万。同时，全国媒体对医生的报道数量也井喷式上升。在媒介化社会，“媒介形象”是认识外部世界的重要桥梁、渠道和参照1。国内学者对医生媒介形象进行了大量研究，发现媒介传播方式与患者眼中的医生形象息息相关2，但医生形象却被妖魔化、负面化、弱势化了。从“非典”到“新冠”医生形象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原因？基于以上问题的思考，本文对《人民日报》在两次疫情的涉医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

研究设计

广义上的医生是指以医生为主的群体，包括医生、护理、医技人员、管理和后勤人员3。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选取《人民日报》非典时期（2003年4月8日-7月31日，166篇）、新冠时期（2020年 1月 2 0日 -4月 8日 ， 2 6 9篇）的涉医报道为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梳理报道主题，并根据文本特征将医生形象细致分类。

从“非典”到“新冠”医生媒介形象的变迁

从忽略到迅速反应：媒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增强

纵观报道数量，《人民日报》在新冠时期对医生的报道远高于非典时期，前者日均5.5篇，后者日均1.4篇。这与非典时期媒体缺少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经验不无关系，造成报道不及时、不全面，忽略了对医生的报道。新冠时期正处于新媒体发展高潮期，各大自媒体“争相辉映”。作为主流媒体的《人民日报》迅速作出反应，第一时间发布真实信息、引导舆论走向、及时更新信息、全面呈现抗疫实况，医生的相关报道也随之增多。

从事后追记到实时记录：媒介典型人物报道更凸显立体医生形象

新冠时期，《人民日报》对典型人物的报道比重有所上升。医生是抗疫“主力军”，其无私奉献、乐于牺牲的医者精神时常被媒体作为典型人物予以宣传。非典时期缺乏对病毒的认识与经验，很多医生倒在了一线。故而媒体常采用追记形式，单独讲述某一医生生平，突出其在疫情中表现出的伟大精神。新冠时，媒体更多地将多个典型人物置于一篇报道之中，如《闻令出动 敢打必胜》刻画了医生张茜、刘丽、岳艳晖、滕玥的典型形象，使得整篇报道中的医生形象更加立体。

报道主题 非典时期 新冠时期各地疫情纪实 4 4% 3 9%典型人物 3 1% 3 4%致敬医护 1 7% 1 1%科学抗疫 5% 4%关注与支持医护 2% 7%支援别国 0 4%其他 1% 1%

医生形象特质 表现 非典期间 新冠期间牺牲休息时间 1 1.5% 1 1.7%牺牲假期 2.9% 3.9%牺牲陪伴家人时间 4.9% 5.7%家庭发生重大变故而没能出席 0.4% 0.9%牺牲精神（健康）牺牲精神（生活）因工作生病 9.0% 3.3%带病坚持工作 1.3% 2.4%因工作献出生命 1 0.8% 1.9%敬业精神不怕危险 1 0.6% 3.9%不畏苦累 1 1.2% 8.1%不怕付出生命 4.0% 0.7%勇于担当 6.7% 1 9.4%体贴安抚 7.6% 1 4.0%和善耐心 3.1% 4.3%活泼亲民 0.2% 2.6%医术精湛 科学防治 1 0.3% 7.8%帮助别国抗击疫情 0.2% 1.9%被守护 关怀医护家属 0.9% 0.9%关怀医护 4.0% 6.9%关爱病人

从致敬到关爱：媒介评论中的人文关怀更加落地落实

以致敬医生为主题的报道主要以评论形式出现，表达媒体对医生的崇高敬意，呼吁社会关注这一群体，可谓在“言”这一层面上的致敬。以关注与支持医生为主题的报道体现社会各界对医生及其家属的关注与帮助：领导慰问一线医生、无偿接送医生上下班、教师帮助一线医生照看孩子……可谓在“行”这一层面上的致敬。新冠时期，前一主题比重下降，后一主题比重明显上升，可见社会各界对医生的致敬达到了“行”的高度，对医生的关怀落到了实处。

从国内抗疫到国际支援：媒介建构医生形象更注重彰显中国大国担当的国际形象

支援别国为主题的报道在非典时期几乎没有体现，但在新冠时期尤其是抗疫后期比重较高，故而将其纳入分析。2020年，我国医疗水平已有很大进步，抗疫技术与经验丰富。在新冠疫情全球暴发之时，我国派出多名医疗专家去往意大利等疫情严重的国家支援，并通过视频等方式分享抗疫经验与技术，向世界发出了中国医生的声音，表达了我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树立了有责任、有担当的大国形象。

从“非典”到“新冠”医生媒介形象特征对比

牺牲精神：从牺牲生命到牺牲陪伴家人时间

牺牲精神是任何时代都不可缺少的道德情操。媒体向来注重对先进人物的礼赞、对牺牲精神倡导4。非典时期最突出的医生形象特质是牺牲精神，表现在牺牲休息时间、因工作献出生命。新冠时，牺牲精神虽仍占很大比重，但更侧重于医生牺牲休息和陪伴家人的时间。其中，对无法陪伴家人而有所愧疚成为主要渲染的细节，诸如“去发热门诊前一天，她将年幼的女儿送到母亲家，并嘱咐女儿：妈妈要去医院打‘怪兽’了，等妈妈回来就来接你。说完转头，已泣不成声。”这与新冠疫情发生在春节之时有关。本该合家团圆，却被疫情打乱节奏，医务工作者逆行出征，奔赴疫情一线。舍小家、为大家，忠孝不能两全的“冲突”无疑是媒体报道的重点，成为宣传牺牲精神的主线。

敬业精神：从不怕危险到勇于担当

敬业精神在非典时期位居第二，以不畏苦累和不怕危险为出发点。“非典病房就是前线，那里的医务人员被称为‘敢死队’”“冲在最前面”“这里危险，让我来”“把风险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病人”都是表现不怕危险的经典图式。新冠时，敬业精神成为最突出的一类特质，表现在勇于担当、不畏苦累。其中，勇于担当的比重远高于非典时期，如“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责无旁贷”“义无反顾”“这个时候，我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必须勇往直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赞颂正是鼓励和号召更多医生以他们为榜样，学习他们的敬业精神。

关爱病人：从严肃认真到活泼亲民

医生关爱病人的品质在非典时期主要表现在体贴安抚。面对疫情，很多病人都出现了恐慌心理，医生不仅要医身，更要医心。新冠时亦是如此。与非典时期不同的是，活泼亲民的医生形象称得上“从无到有”。非典时期医生形象大多较为严肃，鲜有表现其活泼的语句。新冠时期，医生与患者一起过节、一起唱歌等医患其乐融融的景象时常见诸报端：“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带头，在床边开始跳广场舞。周围的病友相互间保持一定距离，一起跳起来……新疆医生跳起民族舞蹈，海南医生教起儋州调声……”。

被守护：从政府关怀到各界出力

医生，人民健康的守护者。面对疫情，医生用生命守护广大群众的安宁。谁来守护他们呢？两次疫情中均可见政府、医院领导等对医生及家属的关怀。但非典时期报道中呈现医生被守护的形象较少。偶尔可见领导慰问、政府关怀等“官方守护”，社会各界自发关怀医生的事例报道中几乎没有体现。而在新冠疫情中，社会各界自发的“民间守护”却很多，如群众自发组车队接送一线医生、为抗疫防疫捐钱捐物。正如报道所言：“在抗疫一线，医护人员是冲锋陷阵的英雄……回到生活，他们是邻居家的孩子，是幼童的父母，是再普通不过的丈夫、妻子。”医生的普通人、被守护的形象正在被大众感知。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医生形象变化成因分析

新闻并不是一种自然产物，而是一种社会真实的建构过程，是媒介组织与社会文化相互妥协的产品5。媒介形象由新闻报道呈现，受到形象主体、认知主体和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三个因素中的任一因素改变都会造成所构建的形象的改变6。

形象主体：从被动呈现到自我构建

非典时期，医生几乎从未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大都按照国家意识形态塑造好的模式发出声音7。这与当时新媒体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很大关系：医生形象完全取决于媒体。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医生作为宣传牺牲精神、抗疫精神的典型群体，满足于当下媒体的报道，并无意识进行自我形象构建，只能被动等待与接受。

在媒介赋权的浪潮下，医生在社交媒体中大量分享个性化私人生活，将后台角色“前台化”呈现，不掩饰自身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与情感追求。新冠时，医生通过社交媒体发布自己的抗疫实况、工作压力、防疫知识产生了极大影响。人们不仅看到了医生忙碌在一线的样子，更看到了他们的普通面貌。医生对自我形象的构建，将自古以来塑造的“神圣化”的医生形象“去神化”和“职业化”，塑造了与现实生活更贴近的形象，逐步缩小了大众对医生形象的认知落差，对医生媒介形象发挥着重要作用。

认知主体：从新闻本位到以人为本

医生首先被媒介形象构建的主导者——《人民日报》所认知，形成各种信息的总体认知，经过重塑再现给社会大众，形成“人们对于其媒介再现形象认知信息的总和”。面对疫情，《人民日报》如何引导舆论、如何构建医生形象，媒体定位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我国媒体定位经历了宣传本位（1978年以前）——新闻本位（1978年至2008年）——以人为本（2008年至今）的变化轨迹8。非典时期，我国新闻媒体尚处于新闻本位时代。如今，我国媒体坚持以人为本的新闻理念，新闻作品更有时代温度。以人为本的实质是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要以人的生存、安全、自尊、发展、享受等需要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在以人为本的新闻指导思想下，医生媒介形象便更多了些人文关怀。

社会环境：从历史积淀到社会发展

期待与召唤——道德高坛的基础。1939年毛泽东发表《纪念白求恩》一文，高度赞扬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号召全体医生乃至全党向他学习7。20世纪中期，媒体大肆报道赤脚医生各种震撼人心的事迹，使每个赤脚医生都竭尽全力满足国家与人民对自己的期待。事实上，医生形象既代表了国家对医生群体的职业要求与期待，也是国家对医生群体的“召唤”。这种“召唤”实则是医生坐上道德高坛的基础。

反思与改进——医疗环境的改善。“非典”之前，中国医改在艰难中探索前行。“非典”的暴发直接暴露了公共卫生领域问题，客观上影响和推动了卫生体制改革。2009年，新医改启动。2012年，《柳叶刀》杂志表示“非常令人激动”，即在极短时间内中国几乎实现全民医保，医保覆盖率从2003年的29.7%提高到2011年的95.7%9。新冠暴发之时，新医改已走过十个年头。我国卫生公平水平取得很大进步，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和公平性发生了可喜变化：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2018年达到48位，而2000年只被排在144位10。

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国家形象的塑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必须坚定“四个自信”，并强调文化自信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地位。中医药文化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在新冠疫情中，我国医生发挥中西医结合的优势，获得了积极成效，更将我们的抗疫经验分享、输出，向世界发出了中国医生的声音，为塑造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贡献了力量。

结 语

凡大疫必有大医。《人民日报》在非典和新冠疫情中医生形象的特征与变化，既是医生群体在新媒体环境下积极进行自我形象构建的结果，也是我国媒体定位由新闻本位到以人为本转变的结果，更是社会转型发展的缩影。客观、准确、公正的报道对规范医疗行为、提高医疗质量、促进医患和谐有积极作用。对于医生媒介形象，主流媒体一方面需要摆脱浓重的宣传腔调，坚持以人为本的新闻理念，深入贴近医生群体；另一方面也要提高社会责任感，增强大局意识。医生的道德高坛并不能永世长存，只有平衡医生形象，让医生回归普通的职业群体面貌，才能缓解社会对医生的过高期待，正视医生群体，进一步为缓和医患矛盾腾出一席之地。